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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县避震成功经验获联合国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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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8 16:38: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就在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极其明确地“预报”说,“中国大陆暂时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仅仅一个月零六天之后,青海玉树就发生了7.1级的破坏性大地震。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玉树地震再度激发了公众对于国家地震局的愤怒与不满。

尽管该局的领导和专家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难题,现代科学目前还无法预测”,但与此同时,人们却发现:他们虽然不能准确预测地震的发生,但却经常断然预报地震不会发生。对此,中选网上作者王霄的文章反问道,你既然说地震不能预测,又怎么能断然认定地震不会发生呢?要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在预测啊。而童话作家郑渊洁也在微博上写道,地震局没本事预报大地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震局有本事预报近期没有大地震。比如,华北许多地震局近来都在纷纷发布本地不会发生重大地震的预报。

那么,这种有关“地震不能预测” 的论调是否符合事实呢?还是权力部门为了推卸责任而营造的谎言呢?对此,一部由独立电影人王利波摄制的纪录片《掩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作出了有力回答。学者丁东的博客文章介绍说,片中采访了包括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北京地震队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等一批专家,他们都曾在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之前,历尽艰难,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准确预报。片中还提到,距离唐山市仅115公里的一个小县城青龙县,在接到由专家汪成民发出的地震预测之后,县委果断做出了防震部署。其结果,在地震中全县倒了7000多间房屋,却没有死一个人。

这部影片还展示了当年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的讲话录音,正是他毅然决定向全县百姓传达地震预警,并掷地有声地说:别人都把乌纱帽当乌纱帽,我考虑的是全县47万人!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次青龙县避震的成功经验,受到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嘉奖,但国内对此却讳莫如深。为此,国家地震局先是发了简报后又迅速收回。丁东的分析认为,这部影片的意思很明白,一个小小的青龙县能够做到的事,唐山等其它地方却为什么没有做到?

文章强调说,地震预测在中国首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大概七、八年前,有朋友看到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不知能否寻求公开出版的机会,这就是作家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郭沂纹,郭拿到了张庆洲的书稿以后,颇感兴趣,力主出版,社长、总编都认同,编辑排版设计也做好了。这时总编碰巧去参加一个聚会,在饭局上说起本社将要推出的这本新书,席间有人说,这样的题材最好事先和国家地震局沟通一下。没想到沟通的结果却是被地震局告到了□□部,□□部不但制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这本书,而且给其他出版机构打招呼,不许出这本书,致使张庆洲的书稿被冷藏了几年。直到2005年,才由《报告文学》杂志推出。后来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以后,发行还是受到各种阻碍。

文章又说,中国并不是没有成功避震的先例。比如说,1975年2月4号的海城地震,由于省政府在得到专家预测的信息之后,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和毛远新采取了果断措施,于4号上午10点及时发出通报,使得相关的安全防范措施很快落实到位。因此,尽管这场地震波及 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800 多万,但却仅有1328人遇难。据估算,如果没有预报,这次地震至少将会死亡10万多人,它也被联合国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事实上,在这之前,我国还曾成功地预报了1971年3月23日、24日新疆乌恰县的两次地震。在这之后又成功地预报了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潞西7.5 级地震和1976年8月16日、8月29日在四川松潘、平武之间发生的两次7.3级地震。对此,文章分析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谁做出了避震的行政决定,谁就要冒政治风险。如果通知老百姓避震,结果地震却没有发生的话,轻则被嘲笑,重则干扰了生产生活,影响到社会秩序。

丁东的分析说,面对决策的两难,我认为,政府的名誉是小,百姓的生命是大。政府领导人在得知有专家预测大震临近之际,能否及时作出决策,并告知百姓,尽可能减少人员的伤亡,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伦理考验。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如何权衡轻重呢?我主张,宁可宽容政府误发地震预报,也不可纵容政府漠视专家的预测意见,牺牲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事实上,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血的教训都应当昭示出这样的结论。

文章最后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利波执导的这部纪录片《掩埋》,是一部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深切关怀的警示之作,也是当今中国纪录片少有的杰作。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外国人能够看到这部片子,并从权力的“掩埋”中获取鲜血和生命的启示。
 楼主| 发表于 2010-4-28 16:40:24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城地震预报始末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9-09-16)

早报导读


  海城地震预报,被誉为人类首次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它的故事至今仍在国内外地震学界引发“余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辽宁省海城市大白桥北岸,一座土褐色纪念碑巍然耸立。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站在碑下,抬头仰望,只见纪念碑纵向开裂的墙体上,巨幅日历显示:“1975年2月4日”。

  这是海城地震发生的时间。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在辽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震前,辽宁省当地政府与地震工作者发出预警,避免了巨大的民众生命、财产损失,这被誉为人类首次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

  地震前半小时,预防地震的紧急通知传至营口县(现辽宁大石桥市)礼堂。这里正在举行军民联欢,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步出会场……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海城的坊间流传。

  海城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现代工业集中的辽宁腹地,受灾人口830多万。如果没有震前预报,按同等情况推算,至少10万人将死于地震,而海城地震直接死亡人数是1328人。

  地震预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据辽宁省地震局统计,1975年9月至2003年12月,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到震区考察。

  美国学者雷利震后不久来到现场,他对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照片对比,确实是作了预报,所以我才来到海城考察!”

  三十年后,2005年5月20日,海城地震纪念碑落成。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揭幕仪式上说:“海城营口地震的预报成功,是地震预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人类探索预报地震,抗御地震灾害进程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这已是海城境内立起的第三座地震纪念碑。前两座立于1982年,是辽宁省地震局为方便国内外学者考察而建,分别位于海城地震的物理震中岔沟和宏观震中毛祁镇。

  本刊记者站在岔沟村的小山顶上,纪念碑旁,地震裂缝已难以辨识,而远处的青山苍翠欲滴。

  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

  海城地震后,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预报称为“科学的奇迹”。奇迹不可复制,这句话在赞叹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之时,也隐含着难于总结海城经验的困惑。

  “海城地震预报了吗?”“海城地震发出临震预报了吗?”事实上,从震后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这样的诘问。

  2008年6月13日“财经网”登载《海城地震预报迷雾》一文,再次对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性提出质疑。文中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

  2009年5月12日,《科学时报》刊载《海城地震预报:难以传承的“经验”》,文中引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夏新宇的观点:“海城地震的‘预报’完全依赖于足够多的前震,其经验却被错误解释了,虚假宣传造成了‘地震可以预报’的观念。”

  “说地震不可以预报是不对的。”原辽宁省地震局副局长、海城地震预报工作的亲历者顾浩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另一位当事人,辽宁省地震局研究员李荣安说:“海城地震不是没有临震预报,地震当天上午省革委会(注:“文革”时期相当于如今的省政府)的通知就相当于临震预报。”

  海城地震究竟如何得以预报?34年前地震工作者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如果没有预报,为何巨大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得以避免?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地震学专家们普遍认为,海城地震的预报首先和一份国务院文件密切相关。

  “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中国防震减灾史上一座里程碑。”中国地震局(1998年之前称国家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首先拿出了这份文件。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提出:渤海北部地区一两年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会上有人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以及气象与地震的关系等,提出华北地区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当时有部分权威学者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但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兆,提出辽南的金(县)、辽(阳)、海(城)、盖(县)地区近期有7级地震的说法。”周荣鑫(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归中科院主管)的女儿周少华在《周总理和我的父亲周荣鑫》一文中回忆道,“我父亲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各种不同观点,果断地签发给国务院的书面报告,预报辽南一两年内有6级以上地震。”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中科院的报告批转给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宁。

  耿庆国回忆道,之所以提出华北地区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预测意见,是依据他本人提出的“旱震理论”。

  耿庆国总结了从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到1971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的大地震。在这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0级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怀来6.5级地震,震前二年大饥,灾因不详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沟6级地震,震前一年大风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9次。总而言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大旱为67次,占地震总次数69次的97.1%。

  1972年,耿庆国发现这一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大旱,构成8级地震或两组7级地震的物理背景,三个特旱区一个在辽南一带;一个在河北唐山滦县一带;一个在石家庄、邢台、忻县一带。

  其后在以上三个地区,先后发生了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而第三个特旱区没有发生7级以上强震。耿庆国承认,这构成了一次“虚报”。

  国务院69号文件在正文中提到,“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69号文提出的防震减灾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玶说,“69号文件内容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

  是那个大地震吗?

  “1969年以前,辽宁省没有专门的地震工作队伍。”辽宁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唐铭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1970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将辽宁省划为全国重点地震监视区。会后辽宁省地震工作办公室(下称省地震办)成立。

  1972年,沈阳地震大队在海城县建立地震观测站。姜成田成为观测站6名临时工中的一员,因读过中专,他被委任为技术负责人。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仪器设备有**型烟熏式地震仪、水氡分析仪,还有的就是土仪器了。”

  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辽宁省贯彻文件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1974年下半年,在辽南地区先后建立群众测报点2273个,到年末,辽南已形成专业队伍和群测人员相结合的地震监视预报网。

  1974年11月,东北三省地震预报趋势会商会提出:“营口、大连等地是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危险性较大的地区,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区。”

  12月中旬,辽南地区开始出现从未有过的异常现象。在严寒的天气里,冬眠的蛇纷纷出洞,冻毙于雪地,老鼠成群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表现痴呆。丹东市九连城等四个公社的一些水井,水突然变浑、变味并出现大幅度的水位涨落。

  12月22日这天,天一亮姜成田就往地震站跑,进屋直奔自动记录的“土地电”,他又惊又喜地看到,仪器记录到了“土地电”突跳。此前,他根据1年零9个月的观测,已确认震前“土地电”突跳与地震存在关联。

  上午,海城站内的会商却成为一场争吵,站内的人认为:“咱们文化水平低,又没经验,还能报出地震?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报不准怕人家笑话”,最后为了人民利益,大家还是向辽宁省地震部门发出预报:“提出在我站东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将发生4~5级地震。”

  12时43分,辽阳葠窝水库库区发生了4.8级地震。

  这次地震预报的成功,给海城站观测人员以极大震动。有人说出了心里话:“我算服了,这些土仪器还真行啊。”此后,海城站职工都开始用心观测。

  “这次地震,辽宁省地震办以简报的形式作出了预报。”唐铭麟回忆道,“这使省革委会开始重视‘省地办’的预报,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李柏秋在一次常委会上,强调各地方领导都要重视地震发展趋势。”

  葠窝水库发生了4.8级地震,这是预料中的那个大地震吗?

  更多的宏观异常(人的感官能直接觉察到的地震异常现象称为宏观异常)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出现,从辽阳、本溪、鞍山一直到锦州和大连。当时正值冬天,然而蝴蝶开始在冰冷的空气中飞行,夏天才可以见到的蚂蚁、蜈蚣也开始出现。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发现,地应力、水氡和地倾斜异常均未结束,似乎对应着更大地震。

  辽宁地震部门分析后认为,4.8级地震不是预期将要发生的地震,辽南仍可能有一次更大的地震发生。

  临震预警发出

  1975年2月前,中国地震工作者虽然认定在辽南地区可能有一次5~6级地震,但地震会在哪里发生?

  “事实上地震发生的地点在预报意见中并不具体”,辽宁省地震局研究员钟以章告诉本刊记者,“针对宏观异常出现的地区,辽宁省地震工作者比较关注营口、金州(1987年金县更名为大连市金州区)。直到1975年2月3日18时以后,海城地区的地震活动由几次骤增到几百次,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城 营口地区。”

  2月1日起,营口石硼峪地震台开始观测到越来越密集的小震活动,具体情况为:2月1日,一次;2日,七次;3日,突增至几百次。

  1975年2月3日18时38分,海城 营口地区发生3.1级地震,这是有记载以来该地区的第一个有感地震。

  2月3日这天,姜成田正在省地震办,他是为修放大器来到沈阳。当晚19时,地震办值班室电话一个连着一个,海城连续发生小震群,营口有感,姜成田感到问题严重,赶当晚最后一班列车返回海城。

  2月3日晚,针对2月1日以来地震频度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的情况,省地震办业务组组长朱凤鸣认为形势严峻,决定马上向省革委会汇报。

  “大约在晚上11点半左右,我开始起草报告。”已从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退休的80岁的朱凤鸣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紧急,他直接在一张纸的背面起草了震情报告。

  这份于2月4日0点30分编写出的第14期《地震情报》提出:“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必须提高警惕。”

  1时许,朱凤鸣乘坐一辆“130卡车”,赶到辽宁省革委会,当时领导们都已睡下,他把报告交给了工作人员。

  2月4日一早,朱凤鸣找到省地震办负责人刘益民。8时,刘益民和朱凤鸣赶到省革委会,向办事组组长华文汇报了震情。华文说,“现在震情很紧张,你们打算派人下去看一遍再布置防震工作,怕来不及,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市县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

  
 楼主| 发表于 2010-4-28 16:40: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确定由省革委会通知营口、海城两县到海城开会,布置防震抗震工作。

  10时30分,距大地震还有9个小时,省革委会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并向海城、营口两县发出防震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为:划出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值班,要坚守岗位,有问题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煤矿)、高压线等要有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发现震情要报告。

  14时,距大地震不足6小时,省地震办在海城召开了紧急防震会议,省地震办工作人员李福祥在会上说,辽阳去年12月22日发生的4.8级地震,并没改变金县水准测量变化的异常趋势,虽稍有下降,但积累的能量还较大,估计要在6级以上,有的人估计还要大些。当前,地震来势很急剧,而且逐步升级,大震可能要在近几天内发生。

  大地震到来之前

  2月4日晨,姜成田回到海城,看到路面上的雪已融化,天空中雾气蒸腾。他一口气跑到地震站。

  同事们已一夜没合眼,姜成田拿出全部图纸仔细审看,发现2月4日2时25分突跳信号较大,按平时掌握的规律推算,应在7时半左右发震。

  海城县科委主任李久扬正在现场,他问姜成田:“是不是那个大的?”姜成田回答:“不是。”李久扬嘱咐:“不是大的,你可要看住啊!”

  7时48分,海城英落公社发生4.7级地震,部分房屋出现掉瓦和倒烟筒现象。

  8时15分,在海城县以南30公里的营口县,县委常委召开了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决定成立防震抗震总指挥部,作出四项防震决定:“一、从现在起,城、乡停止一切会议;二、从现在起,城、乡停止一切文体活动;三、从现在起,停止一切营业;四、从现在起,停止一切生产。”

  会议决定:“立即通知各公社,党员包户,民兵包人,城乡要有民兵值班,把所有群众动员到安全地区,要加强党的领导,如果地震紧张,来不及通知,各社队各自为战,要保证人离屋、畜离圈。”13时50分至14时,海城地震站,“土地电”连续突跳6次,幅度很大,记录指针已经出格。

  姜成田喊起来:快给地震办打电话,晚上有大震。

  16时,姜成田写出了正式的书面预报意见,提出当晚7~8点钟,海城东南方向将发生大于5级地震,之后站内每接到询问电话,就告知说当晚7~8点钟有大震,需要预防。

  16时20分,海城地震站王立华骑车,将书面预报意见当面交给了海城县地震办的尚尔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此时距大地震发生只有3小时16分。

  据《海城县志》记载:“17时,中共海城县委再次召开防震紧急电话会议,进一步督促落实防震措施。与此同时,各社队一方面用有线广播宣传,另一方面派干部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危险住房,把老弱病人转移到防震房屋。”

  辽宁省地震局工作人员王洪明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担任位于地震震中的海城县岔沟公社的韩家大队书记,2月4号下午接到通知后,大队当即用大喇叭广播,由于不放心,他又派出基干民兵从傍晚17点钟开始挨家挨户通知。

  17时,岔沟公社岔沟村村民陈文东听到了村里的广播通知,之前,他已从街上听到了消息。“通知内容是:今晚有地震。”他告诉本刊记者。

  将近19时,姜成田给县地震办打电话:“拉警报问题谁负责?”回答是,这就不用你管了。

  姜成田等待警报拉响,但没听到。当晚19时,距地震发生仅36分钟,他抄起电话,再次向海城东南方向14个公社发出预警:“今天晚上有大震,注意预防。”

  时任海城邮电局话务班长的由铭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她接到姜的电话,迅速接进了长途话务室,由话务员乔秀兰,通知了14个公社。

  陈文东一家人呆在2月4日当天搭好的院中简易房中,东北正处于隆冬,孩子冷得受不了。陈文东喊了声:“回家去!”

  陈文东不是特别恐惧,头天晚上发生过有感地震。“地震来时,会有地声”,陈文东想,“再跑也没问题。”

  一家人进房不到十分钟,地下就传来“呼噜噜”的响声,陈文东的妻子反应很快,她光着脚带着孩子率先跑出房子,大地开始猛烈地波动,陈文东自觉站在一个皮球上,又被人踢了一脚,由于事先敞开了房门,他在踉跄中跑出屋内。

  震后,陈文东发现一条街上的房子全平了,由于震前得到了通知,村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2600多人的村庄,只有10余人不幸遇难。

  “这些人有些年龄大不愿意离开(房屋),有些是怕冷又返回了家中。”陈文东说。岔沟村是海城大地震的震中,陈文东的4位亲人因为在屋中没有及时跑出,不幸遇难。

  在海城地震站,姜成田与他的4位同事在房内坚守岗位。19时36分,地光划破夜空,霎时天地翻覆。轰的一声,间壁墙倒了,满屋尘土飞扬,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海城站职工把电话搬到桌子下面,此时,室内已断电,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用手电观测仪器。姜成田注视着“土地电”,发觉不论大地如何颤动,仪表的指针纹丝不动。

  是“蒙”上的吗

  海城地震预报有效减轻了灾情与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在受灾人口830多万,城镇房屋破坏面积508万平方米,农村房屋86万间的情况下,直接死亡人数1328人,仅占总人数的0.016%;地震烈度Ⅸ度以上极震区的686个村屯,有493个村屯震后无一人伤亡,占总数的72%。重灾区这样低的伤亡率是人类防御地震灾害史上的奇迹。

  海城地震预报取得了哪些经验?李荣安告诉本刊记者,“宏观异常对这次预报的意义重要。从宏观异常出现到临震,异常的程度与数量不断上升,具有重要预警作用;另外,前震比较明显,比较多。比如葠窝水库震群,这使群众的预防意识比较浓厚。”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辽宁省领导处置果断,那时‘抓革命、促生产’,预防地震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很大影响。2月4日,省革委会领导华文、李柏秋得知震情紧迫后,迅速指示省地震办:马上到海城召开防震会议。营口县预防得最好,死亡人数很少,营口县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曹显清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海城地震预报是否也有不足?辽宁省地震局专家认为,7.3级地震三要素的预报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偏差:

    海城地震震级只预报了5~6级,偏差较大;

    地点的预报,在1975年2月3日前, 虽然认定在辽南地区有一次5~6级地震,但地震到底会在哪里发生?在预报意见中并不具体。当时主要注意了营口和金州两个地区,直到2月3日有前震以后,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城至营口地区;

    当海城地区出现频繁的小震活动之后,临震预报意见只提到近期有5~6级地震发生,但具体的发震时间并不明确。

  钟以章认为,“地震专家在预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有一定偏差,这正说明地震预报是复杂的、艰难的。正是这样的偏差才说明预报是真实的。如果,人类历史上对第一个7级以上地震的预报开始就十分完美,那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

  李荣安说,“地震预报很困难,预报在全世界都不过关,但说海城是‘蒙’的,是不对的。海城地震预报是有依据的,也有运气的成分。有依据是指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有前震,有宏观;有运气是说有预报,但不托底,地震来了和心里的想法对上了。”

  顾浩鼎说,“海城的经验表明:在成功的幸运背后,仍存在失败的可能,客观规律未解决。西方个别科学家认为是不能搞地震预报的。我们不能这么说,地震预报是民众需要。尽你所能,(预报)是科学和公众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地震科学不断积累地前行,总有一个开头。海城是一个开头。大的自然现象、大的地震一定会有前兆异常,说地震不可以预报是不对的。”

  朱凤鸣说,“科学理论上的三要素都精确的预报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2月4日发出的震情报告,毕竟没有写时间、地点、震级。”

  他认为,海城的经验表明,依据地震的前兆信息发出预警,向人民打招呼,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2月4日发出的震情报告,就是临震预报,起到了临震预报的作用。

  “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正在惊人地发展着”,日本学者尾池和夫在海城震后评价道,“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通过实践获得丰富资料是发展预报研究最有力的基础性手段,等待基础研究完成再把它实用化的观点,即就观测技术而言是正确的,但就地震预报实用化的意义而言,结果它只能是拖延实用化的日期。”
发表于 2010-6-4 14:4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强大,贴了这么多。v
发表于 2011-6-26 19:08:05 | 显示全部楼层
希望不是运气,希望以后别的地方都能做到
发表于 2011-7-12 16:01:44 | 显示全部楼层

顶贴

贴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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