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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西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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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31 17: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汉和罗马:国家发展模式决定的兴衰

莲悦/文


    在纪元前后,历史上曾同时代存在着两个伟大的国家——汉和罗马,两个在战争中崛起和强大的国家。

    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罗马与位于北非北海岸的迦太基进行了漫长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持续了整整23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从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持续了17年;第三次布匿战争虽然只有3年,从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但此战结束后,罗马将迦太基夷为平地。迦太基,这个“曾经统治过这样多的土地、岛屿和海洋,有许多武器和舰队、战象和金钱,可以跟最强大的帝国相比”的伟大国家,彻底被罗马毁灭、终结。

    公元前122年,罗马在迦太基的土地上重建迦太基城。

    就在第二年,即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部于春夏两次进攻位于今天甘肃省西端的河西走廊地区。这里驻牧着大量的匈奴军民。因为惨败给汉军,这年秋天,河西匈奴军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合并其部众全部降汉。自此,汉王朝在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打通了西汉王朝与西方世界的连通之路——丝绸之路。

    两年后,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手中最闪耀的两颗将星——卫青和霍去病率部出击位于漠北的匈奴军队,与匈奴人展开了决战。这一战,汉王朝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战,也奠定了未来上百年的时间,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汉王朝作为东亚地区文明的核心和霸主而存在,而其他国家,即便是曾经的北亚霸主匈奴,也只能作为臣属国臣服于汉王朝。

    罗马经历了与迦太基百余年的三次布匿战争;汉也从公元前200年高祖遭遇“白登之围”到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经历了百余年的汉匈战争。汉和罗马,这两个在战争中崛起和强大的国家,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罗马,缘起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内陆小城邦,自建城起,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共和时代的罗马约为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7年,是罗马扩张最为强势的时代,与迦太基的百年冲突便发生在这个时代。持续不断的征战,并未让罗马走向贫穷和衰败,相反,它让罗马从一个内陆小城邦逐渐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让罗马的“永恒”统治经历了千余年的繁荣。

    战争带给西汉王朝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命运。汉武帝时代是汉王朝与北方强大匈奴争战最为激烈的时代,然而《汉书》对汉武帝晚年的汉王朝,却频频有“天下虚耗”“户口减半”这样的记录。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更是这样描述他治下的汉王朝:“(武帝)军征三十余岁,地广万里,天下之众,亦减半矣。”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则在各自的著作中将汉武帝与暴虐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甚至直斥他为“有亡秦之失”,而仅仅免于“亡秦之祸”的暴君。西汉王朝在汉武帝去世后,虽然在昭宣时期有着短暂的中兴局面,然而,从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也就维持了短短不足百年。

    同样是对外征服,同样是开疆拓土,当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时,汉王朝同样傲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了东亚霸主和亚洲文明的主导者。但为何,战争给两个国家的民众和社会带来的,却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从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窥探一二。

    古罗马文明和我们的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果说,古罗马人是古希腊人最好的学生,那么在国家发展模式上古罗马与古希腊一脉相承。希腊文明重视商业和贸易,以海外拓殖来实现领土和文明的扩张。罗马人虽然更钟情于土地,但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并不逊色于希腊人,甚至自己的对手迦太基人。随着领土的扩张,罗马经济把内陆地区大量自给自足经济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商业贸易结合起来,曾经由希腊人、腓尼基人经营的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罗马的粮食起初来自拉丁地区,后来从西西里和北非运来;罗马的商人享有“大批倒卖者”的盛名,“丝绸之路”通中国,“香料之路”通印度,他们跟随军队在帝国境内自由活动,随身携带大量值钱的、时兴的和紧俏商品……

    华夏文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以高度集权来维持国家统一。在这种国家发展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国度,不仅仅不重视商业发展,更从文化的血脉里就根本否定商人和商业的价值。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五蠹》。在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5种人,把他们称作社会的蠹虫,工商业者便是“五蠹”之一。这种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极大,他们认为,商人并不从事生产,只依靠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从中渔利,当然是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蠹虫。  

    汉代从事商品贩卖的商贾如果想在市场上合法经营货物,就需要到官府进行登记。政府将这部分人单立户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贾与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的社会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西汉初年,汉高祖也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景帝时有“有市籍不得宦”的记载。武帝时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武帝时甚至征发7种“贱民”出击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七科谪”。所谓“七科谪”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可见,有市籍的商贾,或者曾经被编入过市籍,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有过市籍的人都属于“贱民”之列。

    注重商业贸易的罗马和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命脉的汉王朝,在国家实力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呢?

    从直观结果上来看,罗马和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持续23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持续17年,漫长的战争对罗马的国民经济肯定有非常巨大的冲击,但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被抚平,新的领土、新的航线、新的港口、新的贸易通道……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滚动让罗马的经济迅速回血。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告诉我们,“自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后(约在公元前196年),罗马军队恒以海外粮食为给养”。

    而汉武帝“军征三十余年”的结果却是整个国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发布《轮台诏》,诏命废止一切劳民伤财的政令,并彻底停止对外征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根据余英时先生的估算,在人口维持在5000万上下的东汉顺帝至桓帝时代,汉王朝的赋钱(人头税)和田租(折合成钱)约为100亿钱。在以农为本,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汉王朝,赋钱和田租几乎就是政府全部的收入。也就是说,汉王朝在人口最多的时候,汉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就是这100亿钱。这个数字只是余英时先生根据有限历史资料的一个大致估算,未必准确,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参照。

    汉武帝初年,汉王朝的人口根据葛剑雄先生的测算,大致在3600万,汉武帝时代的赋钱收入应该远低于东汉顺帝至桓帝时代。所以这个时候汉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应该不足100亿钱。而战争的支出是多少呢?很可惜,我们的历史资料中没有相关的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决战漠北后,仅此一战,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黄金就达到50万斤。1斤黄金等于1万钱,50万斤黄金即50亿钱。这个数字无疑超过了当时汉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这还仅仅是一场大的战役后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费用。而从马邑之谋开始,关市之战、漠南之战、霍去病三征河西走廊、决战漠北……每一战每一役,粮草的转运、武器的消耗,甚至将士的基本薪饷等等,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探究,这一切对国民经济是怎样庞大的消耗。

    同时,战争的胜利、领土的扩张,并没有给汉王朝带来任何实质上的经济利益。“丝绸之路”虽然开通,但商路上奔波的都是逐利的胡商,而汉人,除了官方使节外,是被严格禁止出境的。对新征服的地域,汉王朝更采取了“厚往薄来”的“经济厚赂”政策。所以,为护卫丝路的畅通,为招徕“万夷来朝”,为体现“德化蛮夷”的明君圣主之风,战争的胜利、领土的扩张实际上给整个国家增加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

    战争不仅将文帝、景帝时代积累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更让国家不堪重负,汉武帝才会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敛财:算缗告缗、盐铁专营、均输平准……这些措施本质上就是从民间抽血以养战,以满足皇帝开疆拓土、威服四夷的雄心壮志。

    反观罗马,在领土大规模扩张之后,因为战争赔款、战利品和西班牙银矿的丰厚收入,一般认为罗马人(有罗马市民权的自然人)享有免交直接税的特权。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明确告诉人们,公元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胜利引入的巨额财富导致罗马人免交直接税。而在此之前,罗马市民需要根据自己的财产份额缴纳直接税,税率仅仅为千分之一。因为此时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所以这项税收又被称作土地税,付不起土地税的穷人则需要缴纳人头税,足见人头税应该远低于土地税。同时,罗马一般对行省征收什一税,而且只对能产生利润的资产与人力征收,女性、儿童和老人被视为不能产生利润的人力,免征。

    孟子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在汉王朝,特别是在汉武帝治下,即便我们抛开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措施最终会加诸百姓身上的经济负担和地方官吏擅自向百姓摊派的赋税不论,仅仅就国家法定的田租、人头税、更赋三大赋税来计算,汉朝百姓所承担的税率接近20%(在《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一书中有该数据的具体计算),也就是什税二,是罗马向行省征收的一倍以上。

    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同样的扩张战争,为什么罗马能够从每一次战争中获益,并最终将欧非亚三大洲的财富统统集中到了罗马。而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的结果,竟然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当然,罗马的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有学者认为,共和时代的战争是奴隶制的保障,这些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俘虏。但无论如何,对于同时代发展的西汉王朝而言,罗马至少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当汉武帝以向社会和百姓无限抽血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开疆拓土、征伐四夷的雄心时,罗马却用向海外拓殖、发展商业贸易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政权维系了千年之久的强大罗马。

    (本文的观点皆来自三联书店2019年9月新书《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1 14:3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缺乏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就会成为粗暴,学识就会成为迂腐,机智就会成为逗趣,质朴就会成为粗鲁,温厚就会成为谄媚。--约翰·洛克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1 14:36:24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指出:“中国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他认为孔子实际上是套在中国人和社会制度上的一副枷锁,“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3 15: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3 15:08:39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3 15: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3 15:40:03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3 15:52:3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2:32:20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发:

当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国家少于2%时,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民族构成威胁。这样的国家为:美国 0.6%、澳大利亚 1.5%、加拿大 1.9%、意大利1.5%。

当穆斯林人口在2-5%时,他们开始争取政府授权他们在穆斯林聚居区行使伊斯兰法,从监狱和街头吸收新成员,穆斯林聚居区会发生小骚乱。这样的国家为:丹麦 2%、德国 3.7%、英国 2.7%、西班牙 4%、泰国 4.6%、神州 3%。

当穆斯林人口到5-10%时,穆斯林聚居区会发生大骚乱,他们会推动对清真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威胁不愿遵守的人群。这样的国家为:法国 8%、菲律宾 5%、瑞典 5%、瑞士 4.3%、荷兰 5.5%。

当穆斯林人口接近10-20%时,会发生全国性骚乱,穆斯林提出一系列要求,如在聚居点大造清真寺、给予超国民超法律的待遇、强制非穆斯林遵守穆斯林习俗,把“表达对伊斯兰不满”定为非法。这样的国家为:印度13.4%、以色列 16%、俄罗斯 15%。

当穆斯林人口在20-60%时,圣战武装零星屠杀异教徒,焚烧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其它民族要么因怕被杀而改信伊斯兰,要么被穆斯林杀掉;国家会经历大屠杀和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这样的国家为:埃塞俄比亚 32.8%、波斯尼亚 40%、乍得 53.1%、黎巴嫩 59.7%。

当穆斯林人口到60--80%时,就要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国家名义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迫害血洗基督教徒,以伊斯兰教法为武器对异教徒加税。这样的国家为:阿尔巴尼亚 70%、马来西亚 60.4%、卡塔尔77.5%、苏丹70%。

当穆斯林人口到80%--99%时,国家每天都在恐吓、暴力和圣战之中,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由国家驱逐异教徒。这样的国家为:孟加拉国83%、埃及90%、印尼 86.1%、伊朗98%、伊拉克 97%、巴基斯坦 97%、巴勒斯坦 99%、叙利亚90%、土耳其99.8%、阿联酋 96%。

当穆斯林人口为100%时,伊斯兰人民迎来了“伊斯兰和平之家”。按理说这时应该是和平的,因为大家都是穆斯林,和谐共处不再内斗,而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和平并没有实现,因为100%纯伊斯兰国家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团体会相互攻击、争当国内伊斯兰教法领导者,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消灭另一穆斯林派别。这样的国家为:阿富汗 100%、索马里 100%、也门100%。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2:35:09 | 显示全部楼层
晚清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说:“电报于中国毫无益处,而殆害无穷。”崇厚认为,架电报就得插电线杆,电线杆戳进地下,岂不坏了大清朝风水?而且电线杆插这么深,大清的地气就给吸走了,还不全叫洋人吸了去?后来,大清还是发展了电报。果然,地气被吸走,大清完蛋了,崇厚成了清代的刘伯温!


【十句名言总结中国历史】1:帝王将相宁有种乎;2: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4: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6:精忠报国;7:匈奴未灭,何以家为;8: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9: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莫须有。还有补充吗?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
   

牛顿在1720年初投资南海公司大约3500英镑,并在当年4月底卖出他所持有的南海公司的股票, 此时他获利3500英镑,等于几个月他的本金翻了一番。

他本以为自己是成功逃顶,却没想到南海公司的股票在他卖出后又经历了暴涨,搞得他心里又痒了起来,于是在夏天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又重新买入了南海公司的股票。而且上次他还比较谨慎,本金也就3500英镑,这次可就没这么谨慎了,他一口气买了一大堆的股票。

然后泡沫就破裂了,他最终损失了2万英镑。这可是300年前的两万英镑,放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今天的约300万英镑(合3000万人民币,所以牛顿真的是个有钱人)。还好没有加杠杆,不然牛顿可能就没有机会在晚年皈依上帝了。

评:能建立经典力学、能计算天体运行,就是不能把握人性的贪婪和疯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2:36:34 | 显示全部楼层
【 英国人的傻瓜式智慧 】 傻瓜是愚蠢,傻瓜式却是智慧。瑞士盛产最精确的时间——钟表,但时间的中心却在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村;巴西和德国屡获**冠军,但**最初的规则却产生于英国;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但计算财富的会计行业的最权威证书却属于英国。世界上很多行之有效的标准,都经常产生于英国。
      古人云: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英国人善于做的,就是规矩。规矩要行之有效,就必须简单。英国的户外垃圾箱总是并列三个,没有文字说明,只有图案标识:一个是玻璃瓶,一个是纸袋,一个是屑屑粒粒的点,掷弃者一看就知道怎样归类抛物,哪怕不识字的,都会各得其所。
      在上海,垃圾箱上写着“有机”和“无机”的化学名词,这可能是为了表现科技含量。但一个垃圾箱,何必那么学术化呢?老人、小孩自然不明就里,外来农民工更是不知所措。像我这样也算读过些书的“知道分子”,充其量“识其字、不知其义”,只能像下注**似地抛掷垃圾。这样标识的垃圾桶,可能更应该放在化学系和科技馆等科技含量高的门口而不是社会场所。
      英国地铁开通于100多年前,线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下了地铁,就像陷入迷宫。但是别慌,哪怕不识英文的外国人都不会迷失方向。在地铁的墙上,中腰线就是宽宽的色带导向线,色带正好与你眼睛平视,躲都躲不了,或红或绿或黄或蓝,一种颜色代表一条线路,与地铁入口处的免费地图上的线路色带一样。语言有国界,色彩无国界;跟着色带走,循着墙角转,连傻瓜都能找到月台。
      在英国,即使是在伦敦,大多数道路都能泊车。收费泊车位的道旁,都有收费器,没有收费人。车主交完费后,收费器会吐出凭证,你将凭证放在车窗前,巡检者半小时一趟,远远一瞄,就知道谁没交费,效率极高而难度极低。
      英国的出租车有两类:一类是mini,只能电话预约;一类是taxi,可以在马路上招手停车载客。mini车的款式各异,属于私家车揽客。车主必须申请并经专管部门批准,还要交一笔税费,然后在车窗前贴上统一标识。这种车只限于电话预约,不得在路途半道上揽客载客。Taxi归出租公司管理,不管哪个公司的车,款式统一:黑色、方头,枕头面包一样,即上海人所说的老爷车。如果非此款式的车停在路边载客,任何人都会发现并可以举报。众目睽睽之下,违规者几无藏身之处。
      降低监管成本的前提,是要把规则简单化直至傻瓜化。规则越简单,执行越容易,监管越便利。监管成本越低,违规难度就越高。规则不是做给内行看的,而是做给外行看的;让规则的相关者一目了然,即使有些弱智也能心领神会,这就是傻瓜式智慧。让傻瓜也能操作的傻瓜式,是聪明人的杰作。英国的管理就是傻瓜式操作,这种管理方式便于全民执行和有效监督,这也是这个老牌帝国的高妙之处。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4: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于右任一生论政治,他是民国元老,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长达34年,和孙中山出生入死,连蒋介石都要看他脸色;论教育,他参与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名校,重教兴学不遗余力;论书法,他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留下诗文过千;论慈善,他一生捐款、捐书法无数,或为赈灾家乡陕西,或为支持民族抗战;论道德,他乐于助人,且一笑了之……他不仅活出了自己的风格,更活出了乐趣与风骨。



【金庸笔下的表哥】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笔下所描绘的表哥,大多都算得上是风度翩翩,但是却个顶个的薄情寡义。为什么金庸会给“表哥”这一类笔下角色,灌注这么深刻的脸谱化性情呢?据说这个“梁子”结就结在徐志摩是金庸的姑表哥身上。而究其缘由,也有人猜测是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引起了讲究门第传统的金庸的反感,以至于在徐志摩惨死后,金庸仍旧在笔下,时不时地讥讽一下“表哥”
。最直接的一位就是《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中的那位淫贼“云中鹤”,好巧不巧地就是徐志摩的笔名。不过至于真正的原由,估计只有金庸他老人家自己心里明白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6:55:08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此奇女子,千古难得一见。以至于王建评价她:有才华的女子多如牛毛,但谁都比不上薛涛。而她当年的住所,早已被后人开辟为望江楼。那里有一幅楹联,将她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薛涛,长安人,其父亲薛郧学识渊博,在京城长安当官,从小就教她读书、写诗。薛涛八岁那年,薛郧在庭院里的梧桐树下歇凉,他忽有所悟,吟诵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头都没抬,随口续上了父亲薛勋的诗:“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那一年,薛涛不过八九岁。她天分很高,让父亲又喜又忧。


王士珍,曾出任民国总理,以低调闻名。为什么要低调呢?据他自己说:他年轻时也挺狂,睥睨天下,目无余子,从军时遇到李鸿章,发现李鸿章智慧才干,不知高出他多少,可是却处处碰壁,天天挨骂。这时王士珍才知天下事之难,难就难在你干得越多,挨骂也越多,从此收起狂妄之心,低调淡定过了一生。

郑板桥说:酒能乱性,所以佛戒之。酒能养性,所以仙家饮之。所以,有酒时学佛,没酒时学仙。


北京前门正乙祠戏楼对联:“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短短两句,道尽世间沧桑冷暖...


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是一种纯度。亲情是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阳光沐浴,友情是浩荡巨大、可以随时安然栖息的堤岸;而爱情则是神秘无边、可以使歌至到忘情泪至潇洒的心灵照射。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7:00:5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4 17:04: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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