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他们接到暴雨预警后，全乡11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便进入了全天候监测状态，于是每一条水沟边、悬崖处，都盯着一双警惕的眼睛。

雨越下越大。临近午夜，各监控点传回消息，随时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一级预案启动了。待命的38名工作人员分成4组，敲锣，拉响警笛警报，用扩音器不断喊话撤离村民。对于只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乡干部们则挨家挨户地敲门排查。

“天上下着暴雨，四周啥都看不到，我们顺着平时演练过的逃生路线，朝安全地方跑，躲过了泥石流。”圆包村8组村民谢明邦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这条逃生路，谢明邦一家至少走过两次。在汛期来临之前，乡上分批组织几个村开展紧急撤离演练，为村民们划出了一条紧急逃生路线。当时，谢明邦觉得是干部们瞎操心，结果在危急关头救了他全家人的命。

13日凌晨，600多万立方米的泥石流，从狭长的山谷倾泻而下，袭击了人去楼空的清平乡——5400多名清平群众早已安全转移。

人类无法消灭自然灾害，但人类却有能力把灾害减低到最小程度。灾害的频发，让人们不断投入更多新的思考——大难并不一定是大灾的必然结果。

经过汶川地震洗礼，清平乡、绵竹市乃至整个四川省在地震后的废墟上学会了“奔跑”——在科学防灾、主动避险方面做足了功课：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制定转移避险预案，层层落实监测防范责任，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地质灾害联防预警机制，在各地广泛开展应急避险演练。

清平乡所在的绵竹市早在今年4月，就开始对全市342个隐患点雨天24小时守候，并储备了足够灾民生活一至两个月的生活物资，全市每一个重建的学校、医院、政府等都有承载应急避险能力……

“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这是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实践反复证明的铁律。然而，现实中，要全面设“防”并不容易。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地方领导在安排任内的财政预算时，看到有一笔钱用来修建避难所，大手一挥：“我看，这笔钱还是先用到别处，避难所在我任期之后再修吧！”

许多防灾减灾专家担心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地方政府“重救灾轻防灾”，认为应急“做好了有政绩”，但在防灾方面却抱有侥幸心理，不肯投入。

看看这样一组数据吧：向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报送水雨情信息的水文测站仅有10294处，而全国水库就有86000多座，平均8座水库轮不到1个；江河流域平均每1万平方公里只有3.3个水文站，西部地区站点稀少，平均每万平方公里不足1.5个水文站……

“防灾意识淡薄，防灾教育流于形式，不少农村房子盖到断裂带、滑坡体、河道上，县及县以下不少地方设防完全是盲区。”史培军忧心忡忡地说。

再看一看另外一组数据：1949年至2009年，中央和地方共计安排投资1.2万亿元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国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3.93万亿元。

胡鞍钢说，减灾意味着增产，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量，就等于增加国内生产总值。防灾减灾不仅更经济，而且更人道。

我们要舍得花现在的钱，买未来的安全。

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严肃对话

■舟曲的无奈，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河流的曲直是自然造就的。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只能自吞苦果。”

站在舟曲月圆村后的翠峰山上极目远眺，满眼的黑泥与黄土，那更像是一张严肃的脸。风在耳边细细簌簌地吹着，像是翠峰山的悲鸣。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今天的舟曲满目疮痍。

废墟上，一定会有人想起，人与自然那个永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