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以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事实上众多山区为人类留下的生存空间如黄金一样宝贵，这些山区的人口密度并不亚于发达的东部地区。

2平方公里，4万余人！

灾难发生后，人们才惊讶发现，舟曲这个中国西部的山中小城却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若按平均人口密度算，这竟然相当于2008年北京城内四区的人口密度！

舟曲的无奈，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中国陆地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但真正适宜人居住和发展的地方并不宽裕。按照中国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合理的人口承载力为9.5亿人，我们的实际人口数字显然大大超出这个极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显然也随之超出极限。

在河道两侧低洼地区设立蓄滞洪区，区内不允许人居住，一旦江河洪水超过一定水位，便开闸泄洪减压，这是世界公认的防洪有效手段。在日本，一旦洪水超过规定水位，管理员不需要任何指令，即可开闸向蓄滞洪区内放水。而在中国，要想行洪，绝非易事，甚至要付出极大代价！

因为，在近百处主要江河流域的国家级蓄滞洪区中，总居住人口高达1600万人！1600万人，相当于丹麦和比利时这两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

我国有24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尤其是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一些西部省区较为突出。就在这些隐患点上，居住着3500多万人。

在这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的困境和无奈中，在频发的自然灾害面前，如何让步履匆匆的发展脚步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显然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自然？

从事水利工作36年的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局的李松悟讲述了对自然的感悟：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水站水就站，叫它发电就发电。”我们习惯于把自然当作奴隶，为了让洪水尽早远离，或者为了获取那一点点土地，不少农村对河道“裁弯取直”，但这种做法竟让洪水由高水位的威胁变成高速度的威胁，不少原本为河流滋养的土地日渐干涸。

“河流的曲直是自然造就的。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只能自吞苦果。”

李松悟和王兆印的讲述，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要改变自然，必须认识自然，符合自然规律。

1998年，中国暴发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水。那是一次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严肃对话，我们读懂了大自然的不满，做出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抉择！

洪水退后，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退垸还湖……一个个政策陆续推出，一项项举措快速实施。

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陈利顶研究员介绍，相比1998年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已大为好转。这对减灾起到了有效抑制作用。

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在十七大写进党章完成了我们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突破。

从汶川大地震，到今年以来的一系列自然灾害，自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人类如何与它相处。人类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与自然友好相处的重要性。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正在从盲目性到自觉性，从未知到已知，由必然走向自由。

灾难换来新的觉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凯曾两赴舟曲，参与谋划舟曲重建。在舟曲的所闻所见，让这位总规划师有了更多的思考：人口集聚符合方向，城镇化势不可挡。但是，城镇空间布局要充分考虑包括山形、坡度、水系等环境因素，以及多种自然灾害风险。

王凯回顾近三十多年来城镇化推进的历史：刚开始，我们更多关注城市经济的效益，注重搞开发区建设；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发房地产；第三个阶段，更加关注人居环境，包括大气和水的质量。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要更加注重城镇与自然和谐、提高设防水平。

张志彤介绍了水利工作正在实施的一大转变：从控制洪水向管理洪水转变。他说，控制洪水是“人定胜天”的思想，就是要把洪水拒于工程之外。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依靠控制洪水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对防洪问题进行社会化管理。要对社会建设工程进行防洪影响评价，有影响立即消除。管理，就是要给洪水以出路，促进人水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