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程区的植被盖度和生物多样性显著改善

2001～2009年，治理工程区的植被盖度总体呈上升态势（年际间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有所波动），最高的年份为2008年，达到55%，比2001年的41%提高14个百分点。工程区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也显著上升，群落层片由单一的草丛植被或灌草丛植被，逐渐转变为乔、灌、草或灌、草结合的复合植被系统，植被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增强，提高了防护效益。在典型草原区，多样性指数在未治理区域约1.80，而在治理区域达到2.13，已接近原生状态的2.2～2.5范围；浑善达克沙地未治理区的多样性指数仅约1.15，而治理区域可达1.60以上，接近沙地植被的原生状态。

（二）土壤的侵蚀强度明显下降，风沙或浮尘天气明显减少

通过从实地采集数据和模型模拟测算，工程区的土壤风蚀、水蚀总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土壤风蚀总量，2009年比2001年减少了5.2亿吨，减幅达44%，消除风力环境差异的影响后，土壤风蚀总量比2001年减少2.5亿吨，减幅为28%。土壤水蚀总量呈持续降低趋势，2009年比2001年减少2.87亿吨，减幅达82%，消除降雨环境差异的影响后，土壤水蚀总量比2001年减少10.2亿吨，减幅为94%。工程区2001年和2009年地表释尘总量分别为3124万吨和1772万吨，两年相比减少了1352万吨，减幅为43.3%，消除风力环境差异的影响，释尘量比2001年减少337万吨，减幅为16%。与地表释尘量的减少相对应，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总体上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2010年共遭受3次浮尘天气影响，少于近10年同期均值4.9次，且从2007年以来没有出现过扬沙天气。

（三）工程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

生态建设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经济发展。据国家林业局对内蒙古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赤峰，以及河北的承德、张家口等5盟（市）进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显示，5个盟（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得分由2001年的56.4上升到2009年的71.2，其中工程建设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率保持在23.0～28.3%。工程区经济发展并没有因为工程建设受到负面影响，事实上取得了生态和经济的双赢，实现了生态持续改善，经济持续发展。工程区5省（区、市）75个县（市、区），总人口3800万人，10年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5.4%，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10年来，工程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178元增长到现在的5788元，年均增长速度是11.5%，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北京、天津的农民收入相对较高，如北京市工程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0971元。内蒙古工程区农牧民收入尽管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从2000年的1934元增长到2009年的4900元，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工程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成效初显

经过10年的建设，工程区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初步实现从游牧放养到舍饲圈养、从毁林开荒到植树种草、从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的转变。退耕还林、生态移民等工程实施后，一部分农牧民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收入渠道。北京市的黄芩加工、天津市的葡萄产业、河北的刺槐食用菌原料林、山西的山杏林等都形成了规模化优势，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增收致富。生态改善后，围绕生态旅游的第三产业开始发展。通过10年的工程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对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干部群众生态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的生态建设氛围日益高涨，增绿、爱绿、护绿成为工程区的普遍行为。

抓住关键环节，推进工程建设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感到在下一阶段的工程建设中，有以下五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加大工作力度。

（一）抓好体制机制建设，克服松懈情绪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非常广，内容非常丰富，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与这样复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应的，还要有人与人关系层面的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过程。在工程建设上，要继续坚持“五制”，即领导负责制、项目法人制、项目招投标制、项目监理制和资金报账制。这五大基本制度是支撑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的制度体系的核心。在后期管护方面，还要建立管护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加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通过产权制度安排使农民关心生态建设成果，通过法律法规建设依法保护好来之不易的成果。在工程建设的协调层面上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健全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和协调指导；第二个是加强省级层面协调，省一级部门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加强对工程区工作的具体指导和协调。总之，在工程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各地已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要进一步把它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为一期工程后期的攻坚克难和二期工程的展开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工程建设将来不仅要出生态成果、经济成果、社会成果，还要再出一个制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