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在开始时，我们是从“绿色指标”入手的，并参考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与经验。但发现，这大多是环保的指标。作为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希望的是，发挥经济学在环保中的特殊作用，发挥学科合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因此，考虑要把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做一个分析，纳入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轨道，而不仅仅限于评价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资源与环境的现状。

当形成兼顾性的指标体系后，我们又更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价值。因为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全党达成的共识就是，还是要发展，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在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上着力。这就说明我们从绿色发展角度来做指标体系比单纯从绿色指标做体系，更符合全社会的需求，更符合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阶段的需要，符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思路。

Q：假设今后“绿色发展指数”能够纳入政绩考核，由于兼顾发展，这样的指标是不是更容易被地方政府接受？

A：根据各地对我们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数的初步反应看，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只强调绿色，不强调发展，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确实是很难真正推行的。双方兼顾，则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地方政府在大体上解决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又兼顾未来，得到长远的名声，何苦不为之？我相信中央与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思路，为地方官员们尽量做好这件事指明了方向。

只要有责任心，就会有许多办法

Q：地方政府在权衡绿色与发展关系时，具体存在哪些困难？

A：一是技术上有困难。权衡绿色与发展关系是总体上的判断，但事情是一件件做的。地方政府在决定每一项每一件时，经常会紧处先来，同时一些领导分管一些事情，也会只抓份内事，这些难免会在最后综合时发现出了加总的偏差。

二是利益分配上有难处。在当前与长远利益上，地方领导自然会重在当前。群众的生活问题、收入的提高问题、企业的就业问题，是要马上解决的，否则社会就会不稳定。而绿色发展中，环保的问题、资源节约的问题、投资项目的影响等，不少是当时看不出来，就会被忽略。只有那些高水平有长远眼光的领导人，才会在当前与长远关系上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这当然是不容易的。

三是与干部任期有关。任期当然很有限，而长远的绩效只有老百姓在多年后才能谈起。因此，如果从升迁角度看问题，当前业绩就会被摆在第一位。为什么城市交通的决策上，“摊大饼”容易搞地铁难？这与一届政府的任期短于地铁工程工期有直接关系。

具体困难能举不少，这里不再罗嗦了。

Q：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A：首先是要真正提拔起一批能克服矛盾、战胜困难的领导干部。我们看到，在任何条件下，都有一些高水平的干部，做出了非常可贵的绿色发展的业绩。有水平的领导自然考虑问题相对周全些。二是要让业绩考核指标本身具有兼容性，不是单打一的，要鼓励官员统筹兼顾做好工作；三是上级部门要多体贴下级工作中的难处，多指导，多支持。那种只顾部门利益来抓工作的方法，会造成下级领导的工作困难。没有主动性与积极性，就谈不上克服矛盾，推进此项工作。

Q：对于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兼顾绿色与发展有何建议？

A：一是抓好几个关键环节，即抓工业化中的排污与污染，这是最影响环保的环节；抓政策引导中的绿色政策，如绿色投资，让与绿色发展有关的人与事得到鼓励；抓节能与环保中的大工程、大项目，或反之，控制有负面影响的大项目。二是抓好绿色人才的培养，要把表彰绿色人才的活动做起来，实实在在地让民众来评价、来支持。

三要做好绿色发展的宣传工作，要深入人心，形成共识。观念上的共识，是行动一致的基础。大家行动，效果就好。从上到下，要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因为这是功在当今，利在后代的大事。

四是对当地出现破坏绿色的事件要高度警惕，不能让其蔓延。如乱砍大树，马上要管，并形成社会舆论。当然，也希望地方政府加强与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合作，提供想法和做法，提出问题与困难，让我们参与，一起来协助解决。我的基本理念是：地方官员身处一线，只要有责任心，有对民众的爱心，就会有许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