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决定仿照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做法，通过大幅度提高占道停车费的方式，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市民普遍关心三个问题：停车费猛增是否合理？涨价能否成为“治堵”的一剂良药？涨价后的巨额停车收费怎样使用？

“收费治堵”的每一次出现，都伴着舆论极大的反对声。成都市民的三个问题，其实都能在反对声中找到答案。看看已高收费的地方，那里的交通还在拥堵，其收费至今也没有公开透明，就知道这措施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治堵，就知道收来的钱是不是“用于交通设施建设”了。

舆论压力大，效果不明显，“收费治堵”为何还被一再仿效呢？关键就在于，对当地政府来说，“收费治堵”投入最小、收益最大。

投入最小。当地政府不用动脑筋，不用下力气调查，不用考虑交通拥堵的深层次问题，只“克隆”一下其他地方的措施，“治堵”的方法就有了。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用花一文钱，只出一个文件，再搞一个听证会即可，几乎没有成本可言。

而收入呢？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收费是对占用城市道路资源收取的使用费，属财政非税收入。收费大幅增加后，当地政府的钱袋子马上就鼓了起来。并且，这样的高收费也为乱收费开了个“好头”。今天我可以用“治堵”的名义高收费，明天我怎么不可以用别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收费呢？财源滚滚呀！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在利用公共资源上造成不公平，而这不公平正对地方政府有利。收费高了，难以承担的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成都网民“多余的嘴”说，“收费治堵”后，他每天的停车费用将从20元涨到62元，他承担不起。能承担起的，自然是公权部门和富豪。停车花公家的钱，公权部门的当事人不会心痛，而对富豪们来说，花那点小钱，算什么呢？“收费治堵”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放弃开车出行，把属于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和停车位，让给有权或有钱的人。

由此看来，“收费治堵”使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看似合法的程序，来实现其特权。它不仅助长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懒政”习气，也损害了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