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作区停车费上限拟涨至每天200多元，北京再提评估单双号限行可行性，上海车牌拍卖价突破6.6万元大关，广州车牌摇号越来越难并传“限制外牌”……近期，一线城市治堵“限”字频频升级。

治理拥堵，本是人人盼望的好事，但不少百姓感觉并不舒服：是不是到了非用“限”的地步？面对“堵城”之困，“限”字令还能管用多久？

专家表示，一方面，我们治堵措施“加码”，正说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捉襟见肘”，缓堵措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事实证明一些限制性治堵措施实施后，可能引发新一轮买车热潮。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统计，截至2012年9月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515万辆，北京从400万辆到500万辆用了2年2个月。

“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汽车产量和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计到的。”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我们在城市规划、交通建设、文明培养等方面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交通工程专家杨东援教授说，推出限行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不允许有车族开车，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公交资源，缺乏合理性。“不能只盯着‘限牌’‘限行’‘限购’，否则边际效应会递减得更快。”

治堵首先应弄清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规划问题、建设问题还是管理问题？需要用统筹考虑的全局性措施来解决。“只供睡觉的‘卧城’减少了、不文明行为减少了，道路通行效率提高了、公交的便捷程度胜过私家车了，交通拥堵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杨东援说：“要保障合理交通需求，治堵举措要加大民意的分量。”如在大城市实行“公交问需”行动，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解决部分区域公交车覆盖面严重不足、部分线路过度拥挤、部分时段乘车久候等问题。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树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由轨道交通网络、公共汽车、有轨电车等组成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统，同时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这将是大城市治堵的有效解决之道。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解决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从长期考虑，应该解决的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问题。从短期考虑，则需要公平的交通需求管理，应当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更多使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解决拥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