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房子”的人

深圳这种城市化局面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志岿认为,是无奈也是自然选择。

1980年深圳特区开始征地,启动了非农化的道路,当时以每亩3000元的价格（每平方米不到50元）,进行整村整村的征收。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将村民身份转换成城市居民,给予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系的存在,深圳走的是先非农化再城市化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是滞后的。”谢志岿表示。

直到1992年,深圳才对特区内原住民进行身份转换,此时特区内的土地已经基本征收完毕,12年后的2004年开始了特区外的转换,随着宝安区福永街道和沙井街道村民身份转换的完成,深圳也坐稳了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的称号。但是由于原村民和手里依然握着大批土地,不过是从种田的人变成“种房子”的人。

根据1958年的征地条例,征了多少地就要安排多少个就业指标,当时意义上的就业指标主要是指安排进国有企业。但是从一个小渔村起步的深圳并没有国有企业,而且征收动辄上千人,政府根本无力对数以千计的人员按照传统意义进行就业安排。

这么多人要生存怎么办？特区政府采取了留地的做法,在原村子附近划一个新村子给原村民,每户宅基地100平方米,建筑基地面积80平方米,并且均不能超过3层;此外每人还留有15平方米的工业化用地,由当地村子开发,兴办企业,安排村民就业。这就为日后愈演愈烈的违建埋下了伏笔。

从城市规划角度讲,上海浦东新区比深圳做的更好。当年上海政府一口气将浦东新区的村土地全部买下来,将村民安置到偏僻之地,新区留由政府统一规划。但是谢志岿指出,深圳并不具备上海的实力,当年上海财政收入几百个亿,而深圳不过是千把万。上海是大政府对小农村的改造,而深圳是小政府对大农村的改造,差别显而易见。

一边特区建设如火如荼,一边农村自谋出路。由于征收土地巨大,今天看来廉价到底的每亩3000元征收款也给村子带了巨额收入,蔡屋围村1982年一次性拿到了1500万元,手捧巨款农民能想到的就只有建房子。于是渔民村建了深圳第一个别墅区,33栋小洋楼,家家户户都是万元户,几大件一应俱全,1984年邓小平去参观,感叹中央首长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1986年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每年几十万人口增长让房子成了稀缺品,当时最夸张的事情是市政府领导住窝棚、铁皮房,于是租房子变得非常有利可图,1992年前后,房子的租金每平米20元左右,农民有一间房子出租生活就不用愁了。

在市场需求和利益的双重刺激下,村民们把原来两三层楼拔掉再加层,三层变五层,五层变八层,最夸张的有二十层,120平米的宅基地也建了119平米,密密麻麻的“握手楼”、“贴面楼”由此而来。

1992-1993年间,蔓延全国的房地产开发热潮刺激了特区内原住民的建房热情,他们突然意识到种出来的房子不但可以出租赚钱,还可以出售赚钱。此后深圳的商品房市场高歌猛进,创下了不到5年之内价格翻三番的瞠目业绩,原住民们极为廉价的集资房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滋长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代替深圳市政府承担了建设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的角色,安抚了被高房价刺伤的平头百姓的心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品房价格的疯狂。

而投机的存在滋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野鸡”开发商,他们从村里买到土地后化整为零转手给大批小业主建起非法住宅区。据不完全统计,此类大大小小“非法住宅区”在深圳超过500个,这让违建市场愈演愈烈并且异常复杂。

“深圳的违建是历史形成的,即使当时先知先觉,也没有人能解决那些问题。”谢志岿认为,如果没有违法建筑深圳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违建降低了当时城市化的成本。但是不可否认,深圳的城市化是粗糙的低水平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