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城市规划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主要目的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正如一位规划大师所言，无论是政府规划部门还是规划师们“为穷人们规划设计所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应少于为富人们规划设计时所投入的一切”。然而，知易行难。在实践中，拥有“钱”和“权”的强势群体往往左右着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规划要么“跟着领导走”，要么“跟着项目走”。即使规划师颇有微词却也难悖“雇主”之意，以百姓为本的设想难以进入决策和实施阶段。

尽管城乡规划法的出台使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但我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无论在广度、深度上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现公平式规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理想VS现实

每座城市只有6000住户，超过城市人口限额的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城市；每座城市划为4个部分，包括货场总站、食品供应站、医院和公共食堂；城市街道规定宽度为6米，住房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居民住在3层的楼房里……这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的景象。然而，这只是乌托邦。城市不是艺术品，不是一张图纸，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决策是带有‘洁癖’的，这种‘病症’不容忽视。”王富海说，一些城市决策者要求城市大、新、整洁，这种洁癖使得城市太过理想化，不够温暖、体贴，没有人气。王富海认为，城市规划行业多年来一直处于理想状态。“上世纪80年代时做城市总体规划，我们采用的就是规划师对于城市空间理想的一种模式。20年以后，我们把当时的规划图拿来和城市的现状一对照，发现规划是规划、现状是现状，城市依然很乱，那些理想的功能分区格局实现的比例比较低。如果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简化的、终极的理想形态来做城市规划，只能提供给市民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这个愿景在复杂的城市建设的要素和机制面前，显然太过苍白。”王富海说，规划者应该能够告诉人们今年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