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城市发展制定出一个有机极限，这是一个很现代的想法，也是霍华德提出来的。一个世代以前，比霍华德更早的时候，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改革家约翰·拉斯金也曾经提出，城市的边界应当用建造城墙的办法予以清楚界定，中世纪的城市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城墙也曾一度当作开放的甬道，发挥过它的另一种用途。对此，拉斯金未予评论，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为什么要倡议建造如此耗资巨大的设施。

霍华德把城墙这一古老概念，填充了新的现代化功能的内涵：将其改造为水平方向上的绿地：他在这里设想出一刀永久性绿地，用做蔬菜种植和销售市场、农业学校，以及其他与农村相关的用途。为了保障田园城市内部发展及其外部绿带的经久使用，他建议把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交托给土地的直接开发公司，或交给与土地开发直接相关的市政部门。这样，让土地所有权为公共所有，这样一个关键因素，不仅能保证城市规划的完整实施，而且，作为一项明文规定，还能保证城市社区取得的公共营利，就能以土地增值的形式归还给社区全体公众，而不是归还给某个个体地主。

在霍华德看来，让土地保持在社会控制手段之下，这一措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田园城市的具体建设工作中，他必须依赖个体企业，而且他做过两座田园城市设计规划建设，表现了勇敢的首创精神。实践当中他认识到，土地资源是一种根本不同于任何种类的资源品类；再者，他认识到，只要控制了土地，也就控制了城市人口密度。

在此基础上，霍华德提出，将土地交托给一个对于大众公益事业非常负责任的公众团体来管理。他的结论是，假如指望通过个体投机商人的“自由行动”来促进实现城市的秩序、凝聚力、社会远见、社会责任……这样的想法，无异于希望通过随意扔石头就能建成房屋一样地滑稽可笑。

简单地说，霍华德很聪明地看出，城市设计，实质上是经济问题加上政治问题。在有统一管理和控制的地方，就便于实现有序发展。操作者不是在有无控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随心所欲专横霸道的、片面的控制，和通过有责任心的权威部门，代表全体社区来实施控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18世纪的王公贵族和土地地主，通过自封为负责人，制订出文明的城镇规划，而且，他们的规划效果，从许多意义看，却已超越出缺乏远见的私利关注；而19世纪的个体私人财主们，却不仅把社会权力割裂成无数碎片，而且为追求个人私利摒弃了任何更高的追求。

这样的制度，尽管被叫做自由制度 ，实际上是专制君主式的，单方面的控制，常常公开地与公共利益作对，而且比君主权力更加无法无天，更加难以遏制，因为它已经扩散到更广大的范围之内。依靠城市设计实现城市社会的有序化，这样的效果有待于经济权力和民主政治责任两者形成联合统一；而霍华德方案的可贵贡献也正在于此。只有当经济与政治实现了可靠的联合，才可能有——真正从美学意义上和建筑学上——去设计一座城市。

这第三项贡献，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贡献，就是霍华德所提出的均衡发展的城市社区。它相对而言自成一体，规模适度，不大不小，足够依靠自己的资源和活动提供全体居民的日常需要。田园城市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住宅建造计划”，不是宿舍构成的郊区，不是经贸庄园，也不是工业卫星城……都不是的；相反，田园城市是把上面所有这些分散的职能，连同教育培训、文娱活动、行政管理统统整合到一起。而且，保持自身的均衡与完整，这始终都是任何有机体的精髓要义。

然而，霍华德的继承者们在强调田园城市自成一体特点的同时，却忽略了霍华德另外两个同样重要的贡献，这也是完整田园城市概念所不可或缺的。第一个，就是霍华德把整座城市划分为六个地区，或者六块邻里的单元。因为他意识到，城市范围很有必要进一步划分为更细小的组织单位。他提出这一建议，并且预言了后世的社会学工作和城市规划都会有新发现：比如在美国，在时间成熟的时候，适时开展了社区中心运动和社会单元规划工作，这些活动都强调有必要结合本地邻里单元和在家庭水平上，制订出自成一体的完善社区规划；两项活动都源于最初提议建立聚落住宅的首创精神；第二个贡献似乎更重要一些，就是霍华德认为，一座城市无论发展得如何均衡，永远也无法做到完全的自成一体。他指出，一个好办法就是一组田园城市与公路连成一气，其中的每一座城市都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资源和特点，这样可以形成互补关系，互通有无。这样组合起来之后，这些“社会组合城市”就会在功能上等同于如今无比拥挤的大都会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