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发表了上述看法。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走出一条低碳节能的健康发展之路，靠“硬”技术更要靠“软”制度，靠创新更要靠规范。

发展低碳城市是一种必然

我国目前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今后几年还将有几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人口，而城镇化本身肯定要增加碳排放，这与当前人们所推崇的低碳理念会不 会产生矛盾？在坚持城镇化不减缓、不停步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实现低碳发展道路？

对于上述问题，潘家华给出了明确答复：矛盾必然会有，但低碳发展之路必须要走。“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潘家华解释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有条件消耗一些非商品性的可再生能源，比如沼气、生物质能、太阳能等，而在城市环境下则缺乏这样的条件，城市人口消耗的多是商品能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低碳城市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必须，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实现的路径也将有别于欧盟。潘家华分析指出，欧洲城镇化的时间进程相当缓慢，属于逐渐发展、一步到位的类型，而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快速发展之中有很多反复。比如，20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时，只是按照80万人口规划，后来又按照100万人口，现在是超过1300万人口。这个数字的变化表明，中国城镇化有中国的国情，其实现的路径与欧盟将有很大的区别。

同时，我国城镇化与欧盟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也有本质的区别。欧盟的城镇化目前已是一种成熟的城镇化，基本上处于维护状态，甚至还带有一定的萎缩性。因为它的人口相对来讲是稳中有降，经济适度集中。上世纪60年代，在巴黎一些中产阶级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就是反向的城市化。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中产阶级搬到郊区而不在城市里居住。现在由于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约束，他们又从郊区走向城市中心，产生了“再城市化”现象。

“不管怎样，欧盟城镇化的框架已经定型，像伦敦、巴黎、柏林，500年前是这么一个雏形，300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可能100年以后，它还是这样。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潘家华详细阐述说，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是每年0.8个百分点，5年则增长4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将有1100万人口进入城市，而整个伦敦才有1000万人口。“我们一年新增的城市人口就有一个大伦敦这样的规模，这个规模则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就业、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的增加，意味着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增加。这一数量在欧盟国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这还只是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潘家华以鲜活的数字说明了我国实现低碳城镇化的艰巨性。

再反观我国现有的城镇化，约有2.5亿人虽然生活、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们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口，享受不到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比如，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以后，他们没有资格在城里买房，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保障，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公平地享受城里的教育。要把这些人口真正吸纳到城市中来，如果一年吸纳1000万则需25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吸纳2000万则要12年左右的时间。2.5亿人口的融入问题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向欧洲城市“取低碳节能经”

走低碳节能、生态绿化之路，欧洲国家的经验无疑值得借鉴。谈及此，曾在欧洲生活8年的潘家华打开了话匣子。他认为，向欧洲城市“取低碳节能经”主要应着眼于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