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如此，这些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远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增长率。在一些OECD国家，一个大都市区几乎占据所在国总人口的一半。因此，OECD国家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OECD国家大都市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有些大都市区域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到全国GDP的1/3，有些地区甚至占到1/2。

但目前观察到的证据似乎表明，集聚经济的发展并非没有上限。当城市发展到某个阶段后，进一步的集聚带来的负面效应会超过正面效应，从而导致城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人口达到150万及以上的78个OECD大都市中，有1/3的经济增长率比国内平均水平低。欧盟对258个居民人口达到25万及以上的大城市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一半以上大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国内平均水平。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200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基本上与先行国家的历史轨迹相类似。所以可以预期，发展中国家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一批新的大都市群。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的率先启动以及全球化深化，将带动各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深刻、丰富而不对称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率先在最发达国家启动，带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重新调整，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尖端制造业将成为这些国家一些重要城市在较长时间内的新的竞争力源泉。

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少的在全球化过程中衰落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以及目前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有可能因为尖端制造业的发展而焕发新的生机，重新获得相当长时期的竞争力。当然，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能够从新技术突破和再制造业化中受益的城市数量，可能并不多。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从新技术突破中受益，取决于产业水平和技术能力与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差距较小的国家有可能受到前沿国家技术突破的辐射和带动。而差距大的国家很难指望从发达国家少数城市中高端制造业的兴起中直接获得大而持久的带动作用。相反，如果高端制造业的产品或工艺对传统制造业形成了替代关系，那么，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冲击；而且还会遭受发达国家资金撤回的影响。

第五，单个城市追求自身最优规模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城市竞争力日益取决于多主体的合作质量以及自身在城市网络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

OECD的研究表明，由于各产业部门中聚集经济的重要性具有很大差异，而且不同城市的产业构成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完美城市规模，给最佳城市规模下定义并没有用处。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网络正日益演变成为一个将全世界各大枢纽与节点连接在一起的横向网络。这种背景下，虽然基于产业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效率改进与成本降低，仍然会影响城市的竞争力，但可替代性较强的从事标准化产品生产的能力，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很难构成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将呈现更加多样化格局，产品设计的时效和差异化要求都日益提高，生产流程也需要更加柔性化。这样，单体城市的竞争力将日益取决于价值链上的各个参与方、企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合作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单体城市在城市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核心优势。

第六，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和平等意识，将导致各国城市中业已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演变为更加严峻的挑战，日益呼唤包容性城市发展政策。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城市悖论”，即城市在实现充满活力的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差距、大量社会排斥和分割等问题，甚至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出了难以融合的特点。

OECD的地区数据库显示，OECD国家中大约一半到60％的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为主地区。在大多数OECD国家，社会排斥及贫穷问题已经成为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问题不仅在墨西哥城等不发达大都市地区较为突出，而且存在于大幅度调整工业结构的发达国家城市（如鹿特丹、里尔、底特律）以及最富裕的大都市区（如巴黎、伦敦、纽约）的郊区。大量的经验表明，城市经济服务化所带来的新就业岗位的工资水平，一般不如被淘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高。从高端服务业受益的群体主要限于高学历者，而不是普通的制造业工人。大部分城市针对中年工人进行的就业再培训收效甚微。最终，许多工人失业，中产阶级萎缩，收入差距拉大。而少数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却推高了房价，瓦解了传统社区。

而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二元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明显的证据就是大量存在的贫民窟。据统计，在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中有36％（8亿人）生活在贫民窟。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公司，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或投资基金虽然参与到发展中国家有增长潜力的城市的建设中，但它们并未改善城市的整体基础设施，而只是关注特定的繁华地带的进一步开发和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的贫富区隔。

而各国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平等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广泛存在的二元结构成为城市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信息化时代，集体行动更容易发起，因为人际之间的沟通成本大大降低，而同处一个城市的人们，既容易观察到贫富之间的差别，也容易观察到穷人之间的共同处境。这样，边缘群体相互之间更容易达成采取某种行动的共识。发达国家如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东与北非的阿拉伯世界也发生了社会动荡。这些现象虽然会最终作用于整个国家，但首先承受这些现象后果的，是城市。同样，未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主体也是城市。可以说，全球范围的政治觉醒将日益呼唤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相对于发达国家城市的二元结构问题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是更为棘手的挑战。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大多都曾遭遇过贫民窟的问题。所以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无需视贫民窟为“毒瘤”，欲以简单的办法在短时间内“铲除”；也不能长期听之任之。而应该汲取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探索系统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