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纷至沓来，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在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委员对此进行了分析。

病因：盲目追捧“国际大都市”

大建国际大都市符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个国际大都市？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都提到了要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挡住一些地方一窝蜂建设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将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侵占粮田、贪大求洋、债台高筑等。”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终于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深圳、郑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堵车、污染、内涝、房贵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城市建设、管理上的错位和不科学。”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如果城市功能错位，城市定位不当，将会导致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费，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商务成本也会上升，城市丧失竞争力，“这种代价将比堵车、污染更大更无法承受。”

治理：靠制度还要有“法商”

全国人大代表李碧影分析，“大城市病”非中国所特有，参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治理经验，一般都是立法保护和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拥堵，一个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载力和车辆比例失调，解决拥堵问题，需要制定更科学有效的车辆分流方案，甚至是交通灯的时长也有严格讲究。

代表委员认为，“大城市病”的出现，也对城市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在改善法治环境等方面，仅仅做“加法”还不够，还要做“乘法”，领导干部在治理一座城市时，有“智商”、“情商”，更要有“法商”，只有追求依法行政的“乘数效应”，才能根治城市顽疾，造福百姓。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认为，政府若能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来自民间的环境诉求，建立更畅通的表达渠道，将有助于治理“大城市病”。从这一点看，“城市病”频发的压力，还可以产生“倒逼”地方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制度设计的作用。

根治：百姓不能“袖手旁观”

当政府部门为“城市病”忙得焦头烂额之际，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观”？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政府公权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了科学合理地动用行政资源，还要善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城市顽疾治理。“今年春节，虽然PM2.5观测值在短时间内还是攀高，但一些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的量已有所减少，说明通过全民参与来对应各种城市难点问题效果明显。”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说，“事实证明，当民众环保意识提高、政府措施得当，就会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等拟提交书面建议：中国的“大城市病”不是“不治之症”，在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的框架下，让老百姓更直接地从中受益，就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