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实，我国早在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中就明确提出了“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但二十多年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努力似乎难有成效，展望未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依旧任重道远。

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将很难奏效。长期以来，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来调节人口流动，客观上抑制了人口迅速向大城市聚集，然而户籍制度对于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态势。比如上海和北京每年都要新增约60万常住人口，可见特大城市的丰富机会、生活便利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已经大大超过克服户籍限制的边际成本，特别是年轻人都愿意到特大城市工作定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与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挂钩，涉及到医疗、教育、就业、购房等各个方面，这种“隐形歧视”制度也不适宜长久施行。一旦逐步剥离这些福利政策，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控制力将进一步减弱。

简单的价格调节也不会根治特大城市的诸多“城市病”。比如北京市近期在讨论提高地铁票价，涨价的一个目标是希望缓解高峰时段地铁拥挤的状况，但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现行讨论的若干种票价调整方案，几乎都无法实现缓解拥挤的目标。因为对于北京数百万上班族而言，高峰时段通勤是绝对刚性的需求。将地铁票价提高到5元，除了一小部分人选择公交、自驾等地面交通外，绝大部分上班族还是会选择地铁通勤，几乎没有人会因为地铁涨价而不上班，另一小部分选择公交、自驾的群体反而会给地面交通带来更大压力。

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归根结底是要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弊病。我们不妨将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作一个简单比较，来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个特大城市，对于周边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空吸效应”，二是“反哺效应”。“空吸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吸空外围地区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反哺效应”是指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对外围地区形成的市场和技术外溢。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北京对环京地区的辐射模式主要以“空吸效应”为主，而上海对周边腹地则表现为“反哺效应”。

北京周边的城市承接产业的能力不足。与北京接壤的几座河北省的城市，经济体量偏小、产业较单一、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北京这座特大城市大大“空吸”了这些地区的人才和资本，造成了“睡城”、环首都贫困带等令人错愕的现象。天津作为直辖市，其自身的发展目标就不限于承接北京的产业，并且天津本身对周边的河北省城市也起着“空吸作用”。反观上海，由于江南地区历史上就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并且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引领了民营经济发展，上海周边的腹地很好地承接了上海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造业，分流了大批人口和资本。

具体到城市内部而言，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均衡也是“城市病”的主要诱因。上海与北京的人口相当，上海市的面积不足北京市面积的一半，但交通拥堵问题最严重的却是北京。曾有分析文章指出，北京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六区的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四分之三，面积却不到全市的10%；而上海产值最高的浦东、徐汇、黄浦、杨浦、闵行、虹口的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58%，面积却是全市的近30%。从更直观角度来说，上海有徐家汇、五角场等若干个副中心，城市人口的分布更加合理；而北京规划的通州副中心尚未完全建成，每日上下班高峰时段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由近郊涌入中心商务区，交通拥堵自然会成为痼疾。

总而言之，要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一是要确保周边城市有相关的吸收分流劳动力的产业，二是要合理布局城市内的人口，以避免人口在城市内的过度流动。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从城市内和城市间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于北京而言，要继续进行副中心的建设，也应当协助河北省的相关城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同时，通过北京与上海的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各个大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所以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时候不能采取全国一刀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