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化竞争或难以避免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有其天生的局限。而从集中优势，到分散优势，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造成的重复竞争，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资源、政策更为剧烈的竞争。

本次的城市群战略规划，基本每个省都有份，实际上这些规划中，只有少数是国家真正规划，而多数则是一些省市自行规划，通过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国家战略”，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间，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如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过。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由于两者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剧烈竞争。

在32个城市群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接竞争对手。如在第一个层级的城市群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未来将争夺中部崛起的龙头。在建的系列城市群，如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等这几个城市群产业结构类似，在争夺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而在潜在城市群中，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将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近年来，湖北和河南均表示自己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均要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不仅其核心区的中三角与中原经济区成为竞争对手，连涉及到其边缘崛起的大别山振兴计划亦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谁先成为国家战略，关系到湖北与河南崛起中谁可得到更多国家扶持。

中国的同质化竞争，微处是产业同质化，而在宏观方面，则是城市乃至城市群发展的同质化。众多发展程度类似、地域相近、资源禀赋类似的地方同时构建城市群，同时上升为国家战略，奉行类似的发展战略，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内耗。

因此，笔者认为，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一是需在规划之时就确立重点，二是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尤其是类似鄂豫城市群这种跨省经济区更需协调。此外，产业的协同与错位竞争，非常重要。

城市群不可滥竽充数拔苗助长

阳光普照，人人有份。虽然本次的城市群规划照顾了各地求发展的诉求，但却存在严重的拉郎配、充数字的弊端。

在有关城市群的各项指标中，首要的一项是人口密度。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城市群人口应在2500万人以上，国内则有学者提出2000万人的标准。如果以此为标准，则中国的32个城市群中，有一半将不达标。

其次是经济密度。国内有学者认为，城市群的经济密度应大于每平方公里500万元，由此，中国的多数在建城市群，以及潜在城市群，将不够格。尤其是一些西部城市群，如兰州城市群、银川城市群、拉萨城市群等，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单位产出低下，是否适合建成城市群，值得疑问。

其三是核心城市与外界的密切联系，以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网络。在7个潜在城市群中，这一问题更为明显。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本来是振兴大别山区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中部崛起不能形成合力，根源就在于在中部崛起的最中部地区，亦是鄂豫皖三省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而这一塌陷的形成很大原因就在于交通不畅，而这一大短板，在短期内很难弥补，两大城市群的出笼过于理想主义。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目前还处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阶段，尚且未能完成崛起，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的设立，似为时过早。

不仅国家规划32个城市群过多，各个地方亦在国家城市群规划带动下，推出了省内城市群计划，如山东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打造南承沪宁、北联京津、东接半岛、西启黄河中上游的枢纽型城市群；黑龙江亦要打造以牡丹江和佳木斯为两极，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为支撑的东部城市群。

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绝不可拔苗助长，等相关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硬件，以及管理水平等软件兼备，方才可逐步形成城市群。

去行政化干预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同。

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市场与权力的两大力量，亦是交替出现。珠三角与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级，大家公认是市场经济造就的奇迹，但如果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不选择珠三角作为改革突破口，亦很难说当下珠三角就可以率先崛起。

在当下的城市群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产业不协同，国家对于不同城市群的扶持力度的差异等，均与权力干预有关。

关于谁是中国经济的第四级，湖北与重庆、河南争夺激烈。湖北捆绑长江中游城市群，向国家申请明确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定位，而重庆则捆绑四川，推出成渝城市群，一个直辖市和一个大省组合，河南则联合河北、安徽部分城市，将中原城市群进行扩容。到底谁可率先胜出？目前，国家方面并未明确表态，这是一个好事，一旦表态，就会出现倾力扶持一个地方、而忽视其他地方的局面。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争议不大，但京津冀的崛起，却争议巨大，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北京和继起的天津滨海新区得到了国家太多的扶助，而这对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用国家巨大财力砸出来的繁荣，和自我生长、具有造血功能的繁荣，有本质的区别。

未来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权力主导的体系，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