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诱发“负效应”转为释放“正能量”，由被动城镇化转为主动城镇化

1。被动城镇化诱发的负效应。

被动城镇化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府强制手段把达不到城镇化条件的区域和农民不愿意被城镇化的区域强行城镇化，短期内实现了表象上的城镇化，农民被赶上楼，但事后导致农民失地、就业无门、社会保障不到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居民生活质量降低。实践证明，被动城镇化脱离了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违背了农民城镇化的意愿，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与开发商联合大搞拆迁，把农民土地征为国有土地，把农民变为市民，出现了一系列维权保障和违背意愿等问题，激化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但加重了农民被市民化后的生活负担，而且加大了政府负债的风险，引发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多。

2。主动城镇化释放的正能量。

主动城镇化是以农民为主导，以市场和政府为引导，通过农民自愿提出、农村集体组织有序引导自主实现城镇化的过程。在主动城镇化过程中，市民化后农民的就业得到相应保障，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充分享受到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解决了农民城市化后的各种顾虑和后顾之忧。同时农村集体组织成立多种形式的经营公司，包括集中建设养殖场、集中建设蔬菜基地、集中建设农机具储藏基地、集中建设文化教育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集体组织创办各种企业，市民化的居民作为股民参与其中，年底可分得一部分企业经营红利，收入增加促使社会稳定和谐，不断释放的城镇化正能量驱动形成了城镇化的良性循环。

由“地为本”转为“人为本”，由土地城镇化转向人地和谐城镇化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应该是人口城镇化过程、土地城镇化过程、经济城镇化过程和社会城镇化过程四大过程同时同步推进，也是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过程。

1。以地生财的土地城镇化过程。

以地生财的城镇化过程重点强调把土地作为推进城镇化、获得最大收益的唯一法宝，于是就出现了打着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幌子，拼命地把农民“赶进”城里，增加城市常住人口总量，通过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大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进而获得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由于土地市场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所以以地生财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就成了政府控制下的“卖地生财”过程，而对农民造成的损失和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关乎民生的诸多问题，政府则轻描淡写或者置之不理。这是导致我国城市病高发并逐渐进入高危期、城镇化发展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2。以人为本的人地和谐城镇化过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以人为本的人地和谐城镇化过程，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土地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制约关系，正确处理好人地关系，遏制过去单纯“卖地生财”的城镇化过程，在科学有序推进土地城镇化的同时，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和成果惠及到城乡千家万户，保证每一个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城市居民已经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居住等各项普惠待遇。

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被资源与生态环境所胁迫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突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以地为根”的城镇化，如何协调好城乡人地关系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重要难题。

由“官至上”转为“民至上”，由政府主导型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型城镇化

1。“官至上”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过程。

“官至上”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过程是目前我国最普遍的城镇化过程，这种城镇化过程过多地体现了长官意志，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市场说了算或者农民自己说了算。政府作为强势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征求百姓意见，到处“发号施令”，把有形的手“伸得过长”，把本该不合理的事做得太绝，基本不顾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意愿感受，不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市场规律，忽视了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社会公平正义，结果导致城镇化水平虚高，城镇化质量过差。这是一种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必须抛弃的城镇化过程。

2。“民至上”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过程。

“民至上”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过程是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背景的城镇化过程，这种城镇化过程充分体现了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或者农民自己说了算，政府作为调控引导的主体，确保城镇化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速度、规模、体量和节奏，避免市场失灵导致过度城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民间力量将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一支新生力量，民间资本将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成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资本和调控城镇化快慢的阀门，确保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同步提高。这是一种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力倡导的阳光城(行情 股吧 买卖点)镇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