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目前已有的3.3亿套住宅存量，减去1500万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计算，城镇居民中有1套房的9900万户，无房租住的1950万户，多套房的3150万户家庭拥有6.85套住宅。

（三）城镇化的中断：出返双向不良漏回

对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管制，包括虚无产权的集体土地制度，加上建设用地从集体强制征用为国有，农民除了微薄的农业和打工收入外，失去了他们祖辈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其价值大部分转移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开发商的利润、银行的房贷利息、企业用地的溢价收入和城镇居民房产的增值。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城镇中的住宅、商楼、工厂、学校、医院、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铁等，但他们总体上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利润，成为他们的创业资本，成为他们购买城镇住宅的一部分购买能力。

仔细要分析的是：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城镇化的流程和脉络，与人口管制和不同土地体制下的中国大陆，大不一样：（1）德日韩台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中，没有阻隔和障碍（实际上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较小，难度不大，时间较短）。而中国大陆对人口向城镇的流动，进行了阻隔，设置了障碍，虽然逐步在打通流动进入的渠道，但至今也没有彻底放开。（2）德日韩台土地资产是一种市场属性的资源，能随着人口流动的变化而重新配置，发生了从单纯农业生产资料向土地资产的转型，土地财富得到了增值，土地的集中和再配置提高了效益；农民不仅在现代化的农业中增加了收入，并且土地产权是明晰的，可以在市场中流转和再配置，至少在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活动中，从土地财富的增值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而中国大陆的体制和结果是，产权不清晰，没有市场，农业用地由于不能流转，不能顺畅地集中和规模化，农业不没有较高的收益流回农民，土地从农业和农村建设用地向城镇和交通等其他建设用地转变，必须强制征用为国有，形成的是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招拍挂土地市场，推高地价，但土地财富增值的利益流回农民的却是很小很小一部分，这与德日韩台形成了巨大的差别。

（3）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可以用土地财富增值形成的收入，成为其创业兴办小企业的资本，并有到城镇购买住房的能力，且由于土地的供给的竞争性（与中国大陆土地行政寡头垄断招拍挂相反），城市中的地价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没有象中国大陆涨的如此离谱，加之农民创业和土地收入，使其有到城镇购房的能力，进入城市的新市民人口，大部分有了自己产权的住宅。如台湾地区在1980年时，城市化水平65%，但城镇中居住和工作的85%家庭有自己产权的住宅。只要住下，他们就成了城市中永久的市民。而从前面的分析看，中国大陆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没有能力购买城镇中的住宅，非常重要的关节点是，他们大多是在漂泊不定，到处流动，城镇中打工6个月以上，甚至是十数年，几十年，但不能转变为永久的城镇居民。老年后，有一小部分回到附近的建制镇和县城买了房度过晚年，而可能大部分人老了后，还是要回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