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根据工作经验，你预计雄安新区建设完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刘太格：首先，雄安新区的建设关系到整个津京冀地区的功能分配，应先用适当时间把规划完善。这个规划不仅应该预测雄安新区的未来，还要兼顾北京和天津的未来。

其次，整个规划最好长达50年，一直规划到2070年。联合国预测，到2075年地球人口接近饱和状态，因此，这个时候的雄安新区建设具有时代机遇，2070年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远期规划。

第三，雄安新区有必要进行分期开发。在远期规划的统领下，每过10到15年，就要进行一次分期规划，到2070年，人口增长即使明显，也不会有剧烈波动，这是比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案。

记者：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

刘太格：不谦虚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具有大规模的，涉及四五百万人口的，实现多、快、好、省城市建设的，可以说新加坡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炎黄子孙，我希望通过交流，将新加坡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经验，向中国进行介绍与分享。

规划雄安新区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但是可借鉴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经验和原则。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中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样的。新加坡秉承一个岛、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规划理念，内部没有区和县等行政区域。但是，北京和雄安是不同的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在河北省，彼此有区界。即使在雄安内部，将来可能也划分不同的区和县。我建议规划先不基于区界进行划分，而是依据功能进行划分。

必须严谨遵守城市发展原则，按部就班地去完善规划。操之过急，草率编制方案，则很不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

秉持城市家族理论

记者：你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如何避免大城市病？

刘太格：如果在城市形成过程当中，没有将城市问题进行预判，就会产生若干城市问题。首先是交通堵塞，其次是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比较好的状态是：在进行功能规划时，明确哪些功能是服务全市的，哪些功能是服务地方的，哪些城市是服务社区的。如果没有合理统筹，就会带来城市病。

同样，对于中国来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口逐渐增多，如果中国没有完善的城市规划，城市就会演化成为摊大饼的问题。

所谓的摊大饼，指的是一种分散的，没有秩序化的城市布局。因为城市规划相对分散，每个人要花很长时间去购物、上班、上学等，每个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就会比较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同时，因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要治理大城市病，需要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我曾在中国提出城市家族理论。以北京为例，北京好似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来讲，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孙子、曾孙。但是北京的情况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孙，这种现状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况是，最好把北京分为五到六个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这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几个百万人口左右的片区，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区下面再分成卫星镇，就像父母下面孙子；卫星镇下面再分小区作为曾孙。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们没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为五个父母，就是五个片区，这些片区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万到六百万人口，每个片区一百万人口左右，片区下面再有卫星镇、小区、组团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功能配套及就业岗位分散到片区、卫星镇、小区等。之后，人流和车流便可随之分散到各地。如果北京要治理大城市病，就要把北京看做一个整体系统，按上述方法来治城市病。

我很少在西方国家提城市家庭理论问题。一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超大型城市并不是很多，这种超大型城市主要聚集在亚洲；二是我认为以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于雄安新区来说，雄安新区基本上是白纸，可以完完全全按星座城市理念进行规划。北京已经发展成熟，要把它从结构方面进行更新困难较大。但是北京的大城市病不能不治，因为北京的城市病是大家公认的，不能因为难就不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负责城市建设的有关部门可以考虑星座城市的好处，并且从现在开始下决心行动起来。

我建议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城市家族理念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在整体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将城市的功能高度集中于一两个点，或随处分散，而是应该按照功能的级别，进行规划和设置，将功能分级，服务于不同的区域。比如，有些功能是服务于整个城市的，有的是服务于片区的，有的是服务于卫星镇的。将这些功能进行分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规划方法。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要去机场，我要通盘考虑该怎么走才能到机场，没有人会先考虑第一段路，再考虑第二段路，第三段路，这样的话可能就到不了机场了。因此，从雄安新区建设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城市病的、世界级的、可持续发展50年的城市规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