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奥运会摔跤馆、羽毛球馆，中国市长大厦，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何镜堂院士的名字，和一大串著名建筑连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栋，都让人心生景仰。

何院士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可他的建筑设计事业40多岁才起步——他的传奇是怎样炼成的？

刚读大学 连抽水马桶都没见过

记者：您是怎样成长为“大家”的？许多学者都有家学渊源，您也是吗？

何镜堂：我的家庭相当普通。父亲只念过初中，妈妈只念过小学。家人教给我的，是诚实、爱、感恩。

我哥哥喜欢画画，受他影响，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也喜欢数理化，想当工程师。后来老师说，你干脆当建筑师吧，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这正合我意。所以后来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从那时起，我就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爱这个专业，特别爱。

记者：您来自小城镇，却为大都市建了那么多大建筑，您的出身没有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何镜堂：建筑专业必须跟生活结合，前提是了解生活、懂得生活。我是东莞人，当时东莞是个小城，整个县才六七万人，而且那个年代很落后，我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我60多个大学同学当中有很多来自港澳，刚开始，连他们在家用的抽水马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家里是蹲的、架在水塘上的那种。港澳的同学个个生活很现代，我很快就“近朱者赤”了。

下放农村 苦难日子换得八个字

记者：后来呢？毕业了，工作好找吧？

何镜堂：当年教育大发展，老师不够，我1956年进校，那时学建筑是五年，我大四就被提前留校当老师。后来学校担心这样的老师质量不高，我又回到班上继续念书，直到1961年毕业。

毕业后，读研读到1965年。再后来，留校，结果“文革”了。建筑专业跟意识形态有关，我们成了“修正主义”苗子。1967年，我被安排到湖北省设计院。后来又下放到湖北郧县的山里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记者：那段日子意味着什么？苦难？

何镜堂：说实话，不是苦难，而是八个字：学到很多，终身受益。

“文革”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我有个大收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我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也是我提出“两观三性”创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记者：“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航向，您却把握住了自己？

何镜堂：我始终觉得，做人要有追求，人生方向始终要把准。

回到广东 人生每一步都有计划

记者：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回到广东？回到母校？

何镜堂：决定回广东有几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参观过深圳，热血沸腾，觉得广东机会多。第二，广东是家乡，有较好的人脉，对地方文化了解，气候适应。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当时我分析，建筑行业能出成果的路子很多。比如，早一辈的梁思成，大建筑学家，但不搞具体设计，专做研究型教授，创立学科。还有一条，比如我太太的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作品多，大师多，不少人可能写书不多，但也很出名。

这两条路都要慢慢积累。但我当时40多岁了，没时间从头开始了，我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呢？基于这一想法，我回到了母校，1983年，我45岁了。

记者：回来后，您迅速爆发，成果迭出？

何镜堂：回广州后大概三天，机会就来了，深圳科学馆招标设计方案。我和太太全力以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还有当时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上了。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那是对我的极大鼓舞！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就定了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重要设计，都要做专题设计；都要做精品；都要写学术论文，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杂志上发表。我的这一篇论文上了《建筑学报》，这是我的第一篇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