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

◆坚持实施把城郊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而把土地收益留给农民的原则和办法，就可以逐步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要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就要根本改变目前的政策思路，按照利益相融的原则重新设计目前的土地政策。

城市化无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承载了改革和发展的太多期望。但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诸多棘手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化？如何看待和解决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记者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城市化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

记者：您认为城市化在中国当前改革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张曙光：中国正处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

从一个方面来看，城市化就是要减少农民，把农民变成市民，所以，城市化一般都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城市化就是要扩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城市产业，把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和配置到工业和服务业中来。所以，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农业比重的逐步下降和城乡差别的最终缩小。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张曙光：２００８年，据官方统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４５．７％，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很大，也比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低。

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下，我们的城市化是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１．４亿农村人口并未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也未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地位、发展机遇和福利待遇，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农民的那一套，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因此，实际的城市化率也许还达不到４０％。

我们的城市政府也是只要农民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而不要农村的人口，于是才出现了留守儿童、新的夫妻分居、打工者子弟学校以及春运高潮之类的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是依靠农民支撑的。反过来，这也成为农村落后甚至衰落的原因。

记者：进城农民还是“农民”，但是这个群体的构成似乎比较复杂，而让这些人真正“城市化”，也是比较困难的。

张曙光：如果从与土地的关系上做一个分类分析，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农村人口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的７０％是２０—３０岁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没有城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至于农民工的下一代，情况更是如此。这一部分人愿意放弃土地，也有可能放弃土地。

第二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城市的发展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和工作、劳动和收入、生活和消费。他们的土地有可能被城市发展所用，而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成为他们与政府和开发商争夺的直接对象。这部分人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而这种争夺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

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农民，主要是种粮的农民。他们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行动者和成本承担者。他们依靠土地和种粮为生，除了离开农村当农民工以外，这部分人不可能放弃土地。实际上，耕地保护也主要是靠这部分农民。

记者：是不是解决好了这些人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就算搞好了？

张曙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就是要解决好这三部分农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总体战略和行动框架，然后让农民和基层以及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创造和探索，逐步加以解决。这需要采取疏导和市场交易的方式，坚持利益相融的原则，不能采取围追堵截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违背利益一致的原则。只有这样，通过多年的积累和进步，我们才能达到城市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