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广场”讲座现场

金敏华(主持人)：1970年，陈家毅看到家人带回家的东京世博会明信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走上了建筑师之路。在陈家毅的讲座中，我们了解到城市规划只要抓好大方向，并在细小的地方作出创意，就能够保存城市的活力。

在之前30年，人们都说香港是内地了解海外的一个窗口。现在，我们可以说新加坡也是中国了解东南亚城市的一个窗口。

陈家毅：新加坡很小，我们常常会思考：用一片绿地来建一个建筑是否值得?我们奋力向前冲合适吗?其实，新加坡就是在扮演一个带有希望的角色。现在，新加坡也很重视中国海峡两岸的情况，《联合早报》每天也都有大篇幅报道中国内地及港台的动向。

观众：张悦然是中国的“80后”新生代女作家，她在新加坡生活过，最后却用“逃离”来形容她对新加坡的感受。你觉得是新加坡容不下她的情怀和想像吗?

陈家毅：我不太了解这个事件，所以也无法评论更多。逃避是应对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是她自己的感受和决定。如果人们在新加坡能静下心来做一件事，那是非常有效率的。我在香港、台北、上海这些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如果我在这些地方生活超过一个星期就会觉得很累。我觉得香港很拥挤，台北很闷热，上海的阴雾很多。虽然新加坡有千百种不是，但我还是喜欢回到新加坡。我想每个人对城市的要求都不一样吧。

观众：中国现在是世界建筑师的乐园，无论多么夸张的建筑在中国都能看到。但和伊斯坦布尔相比，在改造和重建之间存在一个“拆”和“建”的矛盾，你是怎么来化解这种矛盾的呢?

陈家毅：这个问题就在于是环境得益，还是建筑师得益，其实这两者可以共存。伊斯坦布尔未必没有空间来“建”，我在《城市磁场》中是用“不写”来“写”，那里的残缺的建筑物更能引发我们的思考。“拆”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商业的考量而拆就是损失，建筑好与不好其实不在于建筑师，而是对于城市的融合。

观众：你能解读一下深圳书城对于深圳这座城市的意义吗?

陈家毅：常常听到香港人说要来深圳买书，深圳书城的名字经常被他们提起。我这次是第一次来深圳书城，它能把那么多香港人都吸引过来，必定有它的磁场。我觉得它和上海书城不一样，它不是一栋楼，而像一座桥，就像威尼斯桥一样，是懂得思想的桥，扮演着商业生活中的大脑神经。

观众：深圳历史比较短，是一个移民城市。深圳是否就是现代化大都市的复制品?深圳文化应该如何走下去?

陈家毅：很多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未必想要落地生根。但深圳人喜欢到书城看书，和书城关系很好，这很特别。我若到一个没有书城的城市，就会觉得很乏味。新加坡不过比深圳多几十年的历史，有很多人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若现在的深圳人能在深圳成家立业，扎根深圳后，肯为深圳做一点事，那这座城市必定会不一样。我觉得城市的味道是人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