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第三个“城市病”呢？

阮仪三：第三就是城市过分的拥塞，人们都到大城市来寻找自己的机会，因此如何缓解城市压力，怎样合理规划与分布，就成了大问题。

当前的城市规划是立足于解决矛盾，出现问题怎么来协调，怎么把它摆平，把这个作为城市规划的手段。其实，这种协调是被动的，它不是主动来考虑整个城市的合理分布，然后城市怎么样更好地和生态的结合，比如说生产生活的合理安排，而不是像现在过分的分离，有些城市就是直接把生产区、生活区和休闲游览区都分开，不仅生活不便，也加剧了交通拥堵，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记者：还有没有您认为比较重要的“城市病”？

阮仪三：这三个“病”都是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人都能认识到，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现在的城市阶级的发生，贫富的分离，出现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

比如，别墅区，住宅区，花园洋房，廉价房，棚户区，都已经是各自分离，相互独立，这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病”，在农村就不可能这么尖锐。而这个问题，是世博会还没有展示过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3 城乡平衡能解决“城市病”

记者：据报道，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里，会集了来自世界各个城市解决“城市病”的成功案例。您怎么看？

阮仪三：有些案例值得考虑，比如四川成都的活水公园，肮脏的水进来以后，通过大自然生物的净化，通过草地和水生动物逐步把水变清，从而美化这个城市，这种做法给人们很多的启示。

比如，上海以石库门为主题，考虑如何引起人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它用的口号是“永远的新天地”，这正是利用了石库门的特点，检阅了现代生活的需求。我不赞成这个口号，因为我反对新天地商业运作，这样容易误导人们，但是不否认新天地这种做法，它毕竟给人们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上海的传统居住形式具有很好的生命力。

记者：您曾经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重新审视城市保护与发展的良好契机。

阮仪三：相对于世界先进城市而言，反观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念，包括世博园的中国场馆。不少人从外国馆出来以后，马上就反思中国场馆，反思中国城市，我们是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和宜居。

我们在观念上只想突出中国，当然中国元素有些方面来讲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很多人就反映我们跟外国馆不一样，人家的观念都是很先进的，我们有些还是停留在炫耀自己，惟我独尊的层面。

记者：世博会能给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病”带来哪些借鉴？

阮仪三：关键还是城市理念上有很大的借鉴，就是城市不能让生活更麻烦。比如澳大利亚馆，加拿大馆，它很清楚介绍到，已经基本上农业现代化了，城乡之间已经取得一定的平衡，不像我们仍有大量的农民在重复着比较低等的劳动。

记者：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阮仪三：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都是整个国家的投资方向都向农村倾斜，拿出很大一部分补贴给农村，在日本甚至是倒贴的，其认为这是国计民生很重要的方面，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并不是为了商业，完全是社会平衡的需求，让这些农民能够喜欢农村，在农村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城乡平衡以后，城市的人口压力自然就下降了，很多“城市病”也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