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一百个瓶子出去，如果最后收集了90个瓶子，我就可以跟这个管理委员会，去要回那90个压瓶费，所以他自然而然会把后面的，所谓回收系统，因为这些适当的利益，会被编组起来。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整个垃圾回收，如果台湾目前还算是有一些成绩的话，它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的宣导，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让三方即使不满意，但是都得接受的一个制度。我说这三方是指政府、还有消费者、生产者，生产者包括从外国进口的。

这个实施的顺序也挺有意思，因为这个大概十几年，我那时候还是年轻人，我记得大家真的脸红耳赤，譬如说我们觉得应该先针对外国的啤酒先开始。可是外国的啤酒它基本上在台湾回收了以后，它是没有地方去的实际上是白缴了一笔钱，那这个变成一个不公平竞争。当铝罐比较贵，铁罐比较便宜是铝罐要先回收，还是铁罐要先回收。

媒体:就是说细节的问题经常引起争执？

林正修:非常好，我说这样的争执越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对于一个公民社会来讲，他越懂得我的利益是要清清楚楚、斤斤计较的，写成法律条文，用一个制度来运作，这是一个框架。我们讲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就是说这个框架还不保证会回收，所以还是有另外两种角色会出厂，第一种是监督政府的倡议团体，我们台湾叫环保团体，我以前就是这些环保团体。我们很多环保团体会批评政府，比如说你的垃圾焚烧会有有毒的部分，这个东西只要烧的温度不高的时候，出来是非常毒的。甚至会影响附近房地产物业的地价。

另外一块是很大面积很有组织性的宗教团体，台湾主要是以佛教为主，他们用佛家的理念来推动资源回收。一方面是惜物这个概念跟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很结合的，跟台湾的农业社会很结合。另外一方面，你如果乱丢垃圾其实是一种压力。

媒体:它已经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了。

林正修:这个果报只不过不一定是你受，可能是全台湾一起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种角色有它不同关怀的志趣，它的行动方式不一样，但是即使是磕磕碰碰最后还是磨合在一个平台上。我现在回头十几年来看，有两三个比较关键的场景，或者决定。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说有垃圾大战之后，开始这些政治人物，包括政党都会提出我可以解决这件事，而且他当权之后他会用各种方式去试试看，我这边有一张图票，当我们开始1994年有三个民选，开始民选地方首长，分别是北、高两市跟台湾省选举的时候。当时第一任的市长就是陈水扁先生，他就把快破四千吨的份量开始往下走，后面马先生有8年的时间，其实这边掉下来的比例是相对快的，我说第二个关键的场景，就是马市长在面对市议会提出一个决议，就是说不能再随水征收。

以前就是说我们垃圾的费用，其实付费只是不晓得我付多少，我水用多少我就付多少。这个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我洗车厂，我其实没有丢多少垃圾，可是我付了非常多的垃圾处理费，所以议会做了一个条款，要求你一年之内提出办法。马市长当时提的方法，就是我们来随袋征收，还真是麻烦，就是那个袋子相对来讲是比较贵的，婆婆妈妈买会心疼的。再过来袋子会不会有人作假呢？有没有人不遵守规矩乱丢呢？中间有一段很辛苦宣导跟说服的过程，当然还是有，我刚才说的公民社会里面说的仅仅技巧的那块，从这个地方直接整个下来，到我们现在台北市长郝龙斌先生，他本身是环保署长出身，这是它的看家本领。

所以就继续减，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讲，这叫做边际成本越来越高，难度是越来越高。总的来讲以我们从一天大概四千吨，到现在一天不到九百吨，所以大概是减了70%左右，从结果来看当然是我们省下很多垃圾处理的费用可是我们除了垃圾这件事情之外，台北很多公民社会跟邻里关系也有所提升。总的来讲，这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收获。

焚化炉应该是最后被考虑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