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台北市曾经引进了国外的一些焚化炉。

林正修:对，台湾各位比来要盖36座。

媒体:我们知道后来是陆续关闭了10座，在北京目前也面临这样一个困扰，海淀区唯一一处垃圾无害化填埋厂，始终处于一个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中，但是到了2014年它就要寿终正寝了停止，目前北京市政府也提出要建焚化炉，当然这样的困境在广州番禺那边也会发生。我们知道台湾也有这样的治理经验，就是陆续关闭焚化炉的经验，在您看来焚化炉，是不是解决垃圾比较好的途径呢？

林正修:像我作为环保团队，让我去支持核电，实在是心里非常挣扎，有人说它是全球暖化的一个解方之一。我觉得用解方的技术面来讲，也许它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你把这个东西当成唯一的、重要的或者是首先的解方，我觉得是本末倒置。同样谈到焚化炉，目前来讲如果你想要减少掩埋的面积，因为烧过以后大概减20分之一，到30分之一。所以你要尽量让土地的负载能够低的话，我想焚化炉是可以被考虑，但是它应该是最后被考虑。

媒体:终端考虑的。

林正修:因为你集尽所有的手段去做垃圾分拣、去做减量，日本、韩国、台湾三个地方，现在在这上面是一个良性的竞争。日本老实讲开始最早，台北跟首尔其实一直在做垃圾的减量，首尔比我们繁复的多。首尔是一个城市，它每个区的垃圾专用袋的颜色还不一样，你不能跨区去丢垃圾，这是各显神通，但是总的来讲焚化炉，应该是最最后被考虑的。而且焚化炉还得区分两种，一种是所谓事业废弃物，像医院的这种焚化炉，它应该是集中之后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解决，有一些就是家庭废弃物的焚化炉。老实讲它在都市周边，造成空气的影响，到目前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研究，都还是觉得一定会有影响。

举个例子，这几年我们上呼吸道大概够折腾了，其实我从地产的角度来看，你的空气品质到底如何反映到你的地价。以广东来讲这个例子其实非常清楚，番禺、李坑，一个是农村、一个是都会地区。如果能够在这么靠近都会区的地方做焚化炉，代表那个地产是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既为公益，也为你背二十年的房贷，大家应该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垃圾分拣，就直接把焚化炉当一个答案，当然焚化炉不是今天讲明天就做得好。如果没有穷尽前面垃圾分拣的这些能量，你就说一定要盖焚化炉，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现在台北的情况是，我们以前做错的事情，我们现在得弥补，我们以前堆在河边的垃圾叫做垃圾山，现在都挖起来烧，现在得挖起来再回收再去烧，你看这个多辛苦。我们全台北有一个网站，特别有展示出来，我们其实好多地方是没有垃圾可以烧的，像这边来说，我们新建了26座停建了10座。我们台北市总共原来是3座，有2座基本上是闲置的，炉子太久闲置也不是办法了，前面固定投资了这么多钱，所以每一季轮流烧。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我们台湾能回到现在的广州，也许是现在的北京，我真想跟你们说一句话，再想想，千万别把这个当成唯一的，或者是优先的解方。

推行垃圾分类要靠财务、技术和社会共识

媒体:台湾的确是走过了，从垃圾焚烧到垃圾分类关键性的转折，目前北京市很多小区也在推行垃圾分类，但是实际上一时之间难以深入人心。您认为政府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北京市应该借鉴台湾哪些垃圾分类经验？

林正修:应该说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公民社会的转型其实也是挺坎坷的，它一边伴随着政治戒严，所以环保运动以前主要的角色加反公害运动，都是垃圾不要到我家来，污染不要到我家来。这样反抗的力量，慢慢变成一个能够互相了解、倾听跟议价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有一段学习的过程。所以我首先要讲，就是说千万不把垃圾分拣这件事情，当成政府的独角戏。如果你公民社会还是官指令这样的行为，老实讲没有多少积极性。它有三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