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召开，让我们对城市的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我们知道您曾在台湾环保联盟工作过，我们也知道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高速期，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名词叫做垃圾大战，您能向各位网友解释一下垃圾大战的含义吗？当时台湾环境污染是个什么状态？

林正修:其实垃圾的问题，当然是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育起来的一个问题，大概台湾有个二三十年发育的过程，80年代末期，刚开始只是有一些都市里的垃圾要走到农村去，污染农地，农民出来抗议，刚开始是如此。后来是工业的污染，包括有一些医疗废弃物或者是在海边，发现一个大坑里面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垃圾入侵，最后在1997年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场面，再一个将近五六十万人的市镇叫中坜市，刚好两边在选市长。结果满街都是垃圾，为什么呢？因为乡镇公所的这个垃圾是外包清运到别的地方去，反正这个都市里面觉得我付了钱，剩下就是包商的问题，可是没有想到包商，他签了约却没有办法把垃圾运到外县去做非法的掩埋，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城市堵的都是垃圾。

加上政治上这样一个攻防，所以两边就叫对方垃圾市长，我记得这是十几年前，这个东西叫做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指责你垃圾的问题没好好处理，另一方面是你在政治方面非常无能，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一个公共议题，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环境议题，变得非常主流，公众重视的公共议题。再过来像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这些都会区，两边政治的候选人就会把垃圾减量当成一个争取民心的重要政策。它其实是有一个先出了状况，然后变成公众议题，然后再慢慢找寻出路的一个过程。

媒体:这就是当时垃圾大战的一个状况？

林正修:对，而且我们也绕了很多辛苦的路，我们做了很多到现在来看，其实是有点浪费或者是闲置的焚化炉。

媒体:走了一些弯路？

林正修:对，我甚至说花了大钱，因为其实当时外国专家建议的，看起来很快，但是都是最贵，而且未必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各地要建焚化炉。全台湾本来要盖36座焚化炉，到现在不但停建了十座，还有很多座是没有垃圾好烧。像台北市来说，我们原来估计是整个大概三百万市民的生活量，会有四千吨的垃圾一天，结果到现在是不到一千吨，所以你真正发动一个自我觉醒的力量。我知道大陆好像叫垃圾分拣对不对？

媒体:对。

林正修:就是所谓资源回收，我们台湾叫资源回收，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你保证会让你的焚化炉空着的。

媒体:焚化炉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大作用的，真正的问题还是要出在垃圾的回收跟分类上？

林正修:前端、后端的问题，最后可能还有一些非得进焚化炉去，它是最后手段，真正把最后地手段放到最上游去，把它当成所有事情的解答，不但非常昂贵也非常不环保，然后也非常愚蠢。

媒体:我们知道后来在垃圾大战之后，台湾政府也是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垃圾减量这样一个口号。垃圾减量就是让居民尽量地减少垃圾的排放，当时这样一个口号，是否引起了居民的一些反对，政府如何有效的推行这些措施？

林正修:我两个月前在广州跟我们这些市民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还说台湾漫漫十年的垃圾处理路，其实我们付了不少学费。它从来只是一个，只是道德上的宣誓说我们应该爱地球、爱环境、爱城市所以我们去做垃圾回收。首先以全台湾为范围，大概推行了二十年建立了一个制度叫做压瓶费简单说叫基金管理委员会，就是说你不要等到它变成垃圾的时候，你再去回收它，就像人有静脉、动脉一样，你要让这个回流的系统被设计起来，基本上有三方在博弈。一方是政府，一方是代表消费者的环保团队，另外一方代表生产者厂商，所以如果一个瓶子当它在进口的时候，或者当它出厂的时候，它应该先扣多少压瓶费。反正这个东西有专业的会计师，或者是团队去稽核它。当它进到市场还是变成废料的时候，它会有很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