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80年代：解决问题的共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号角重新吹响。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理所当然的成为城市建设的先驱。

1979年，深圳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升格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刚刚结束天津唐山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的周干峙被国家建委派去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

作为第一个开发区，深圳规划做多大，毫无经验。

“亏得当时有一批老干部，有一批技术人员，经过"文革"前的工作以后更有责任心，要探索一条城市规划之路。所以脑子并没有固化，没有固定按以前计划经济的做，也没有盲目照抄国外经验，而是按照深圳的情况走一步看一步，穷尽各种可能，最后挑出最好的一种。”周干峙说，“现在看来有很多是成功的。”

深圳最初的规划人口，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找人研究后，初定为70万人。但作为总规划师虽然当时尚无这一明确的头衔周干峙看到深圳有130平方公里的土地情况后，认为70万人太少。

周干峙拿出的方案是，先按70万人规划，但考虑到深圳是开放城市，外来人口多，要加一部分流动人口，按120万人计算。没人反对这个方案。但在进一步研究、编制规划中，周干峙发现，深圳其实可以不止容纳120万人，可以有160万人！当他按120万人规划、160万延展画出规划图后，同样没人反对，谷牧也没有再说不行。

在确定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灵活调节，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周干峙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

后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节约了成本。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上百万人口，按规划建出来，而且建得如此完整、如此合乎功能。”如今谈起这份“得意之作”，周干峙颇为自豪。这版深圳的城市规划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际建筑师协会阿勃克朗培奖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的颁奖者正是梁思成英国同学的学生。

周干峙认为，深圳的规划在当时是全新的挑战，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官员和规划专家形成密切的合作。“一个总规划、一个工程项目，都是上下结合，专家跟领导结合协商。这中间不一致的地方多了，但关键是互相尊重、互相讨论，找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现在：沦为领导意志的附庸

1994年，周干峙从建设部副部长一职卸任，但作为建设部顾问和两院院士，他仍一直活跃在城市规划领域。不过，他发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行政干预、贪大求洋、新奇古怪、大拆大建愈演愈烈。他开始不断以“反对者”的身影出现。

仅以北京为例，进入本世纪，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大楼等一批样式奇特、颇富争议的建筑相继建成。周干峙上书反对过国家大剧院、反对过“鸟巢”。最终“鸟巢”去掉了可开启式的活动屋顶，但国家大剧院照旧建成。

在城市拆迁中，周干峙反对过西直门国务院宿舍的拆迁计划。

在城市规划中，近年来各地动辄抛出几百平方公里、上千平方公里的“新城”建设计划而解放初，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亦不过150平方公里！周干峙反对、提意见，但依旧无法阻止。

德高望重、年事已高的周干峙对此“无所谓”，但大多数规划师难以如此超脱，他们不再与官员在城市规划上争论对错，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周干峙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一度“走偏了方向，追求形式、搞大、不求实际”。这使他感到遗憾。“本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思路、我们的眼界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宽了，特别是有了自己的经验，就知道该怎么改、怎么做得更好，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时，没有注意研究究竟会碰到什么问题，思想准备不足。”

无力的不只是周干峙。

汪光焘曾多次向北京市提出改造西直门交通枢纽的计划，以使地铁换乘更便捷。汪光焘曾是周的下级，时任北京副市长、分管城建。但因北京市无法协调各方利益，改建最终作罢。

对于地方城市建设的贪大求洋，甚至建设部有时也无能为力过去部是代表中央，现在省部平级。

“我认为不完全是简单的专业技术，也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周干峙说，“说到底，还是我们国家的改革还没有到一定程度。”

不停的反对，不停的失败，但周干峙不以为意。

“这就是历史。”他说，“历史不可能是完美的。”他说，自己已经看透了，已不在乎成败得失。“对历史负责，这是最主要的。”

他相信，时间将会检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