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树敌很多。”年过八旬的周干峙平静地说。

自1952年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进入建筑工程部（现在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前身）至今，除曾在唐山地震后短暂离开建设部任职天津规划局长两年外，周干峙绝大多数时间在建设部大院度过。不仅经历了建设部的历次变迁，亦见证了中国的城市化率从解放初的10%一路上升至今天的近50%。他自己，则凭借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贡献确立了堪称“显赫”的“江湖地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士、前建设部副部长、现建设部特邀顾问。

但在过去十余年间，这位中国城市规划界德高望重的权威却频频因各种“上书”、“反对”而为公众所关注。他反对拆除西直门国务院宿舍、反对国家大剧院建设方案、反对“鸟巢”……至于在各种城市规划专家论证会上，周对城市建设追求新奇古怪、贪大求洋的反对、批评就更多。

反对归反对。“三年大变样”式的拆迁口号、“大跃进”式的城市扩张，依旧像癌症般无可阻挡的在全国扩散开来。城市，正在以周干峙无法认同的形式发展下去，而他除了提出反对意见，无能为力。

这背后是中国城市发展驱动力量的变迁。

周说，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规划已经不再那么单纯。

1. 1950年代：苏联标准

1952年8月设立的建工部，成立初衷即是为新中国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1953年确立“一五”期间的156个工业大项目后，项目如何布局城市规划随即提上议事日程。初到建工部的毕业生周干峙，便跟随苏联专家赶赴西安，参加选厂和城市规划工作。

北京市于1950年下半年成立的由梁思成先生等人组成的都市规划委员会，标志着新中国城市规划的起步。但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大多尚无规划意识、城市规划人才紧缺。并且，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工业建设还需保密，做城市规划的技术人员还需具有党员身份，从而使城市规划人员更加短缺。

彼时的西安，懂城市规划的，只有一位老工程师，且主要是做施工而不是规划。最终，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任务落在初出茅庐的周干峙肩上。

“赶鸭子上架。”周干峙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因为他自己学的也不是城市规划，而是学建筑学。周干峙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而最终他画出来的这版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中，工业区被放在古城之外，西安古城和古城墙得以保留。在当时拆墙成风、北京的城墙尚且无法保留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半个多世纪后，西安市民尚称道此举“功德无量”。

“西安没有拆城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周干峙说，西安城市规划“画图是我画的，城墙我也要保留的”，他还在规划说明书中将城墙形象地比喻为“城市的一根项链”。但城墙得以保留，主要是得益于一位老人的观点城墙还能够防止原子弹。

在周干峙个人职业生涯中，参与、负责西安城市规划是他后来一系列城市规划工作的成功开端。西安规划的成功，在他看来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与专业人员的密切合作。

苏联专家的角色也不可忽视。“解放初一切听苏联专家的，他说对就按他的干，他说不对咱们就不干。”周干峙说。他自己做的西安城市规划，也是在学习苏联经验并得到苏联专家认可后付诸实施的。

但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结合国情，建设“中国的城市”的观念亦开始萌芽，并成为此后贯彻中国城市规划始终的一股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六九之争”。

根据苏联经验，城市住房的人均居住面积是9平方米。这一标准由列宁确定：以房屋层高3米计算，需要9平方米亦即27m3的空气才能保证居住卫生。但这一标准在中国遭到挑战：还有人认为，苏联人习惯关窗户，而中国人经常开窗，因此，不需9平米就足够。当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当时的人均住房面积连4平方米都不到，根本无力按9平方米的标准建设。

“一五”期间，与西安一同规划建设的还有兰州、包头、武汉、洛阳等共八个城市，共同打下了新中国第一批城市基础和工业基础。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无这样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