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城市管理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市政管理、物业管理、人口管理制度弊端甚多，造成城市脏乱差，并影响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我国各类城市违章建筑比比皆是，“蚁族”群落散布城市各处，大型城市的最低生活成本甚至低于小县城。这种情形看起来体现“自由”，但却影响到劳动人口的合理空间分布，导致大城市持续“摊大饼”，小城市劳动力成本相对高昂，投资环境恶化，出现产业空洞化。

指出以上问题，不是说要否定城镇化的必要性，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城镇化，农村的麻烦会更多，农民的收入会更低。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也要下决心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使农民能享受到城镇化的利益。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过去2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以上，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大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中国以往几十年快速经济成长，得益于城市化；未来20年到30年还可能借城市化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后一个过程顺利与否，取决于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趋势，需要有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好在我们有了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资源配置调整大体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以致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600405,股吧)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

让占总人口数多半的农民待在农村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一句空话。我国农村有五六十万个村庄，要在这些村庄建造城市标准的基础设施，经济上低效率，农民养不起。专业型小城市必须有数万人以上的规模，综合性的大城市必须有数十万人以上规模，经济上才有可持续性。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要靠农业收入增长赶上城市居民收入，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按我的计算，在目前已有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基础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然接近50%。农民收入总量低，但日工资单价并不很低。农民总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总劳动时间少于城市劳动者。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现有农村人口大量走向城市。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以后保障，再过2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下降为20%左右，其中一部分作为兼业农民，住在少数特色村；另一部分作为专业农民，分散居住在数百万个小型居民点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农业，需要专业农民来支撑。

思想要解放管理要精细

当下，最重要的是两句话：思想要解放，管理要精细。

解放思想最要紧的，是重新认识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对城市土地，不仅要“居者有其屋”，还要“居者有其地”。

无地何以有屋？对农村土地，要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中国法权上的集体所有制是“社区共同共有产权”，而经济研究表明，农业生产适合采用“按份共有产权”或“私有产权（使用权）”。

按照这个要求，要实行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农业生产用地归于农民或农民按“按份共有”原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将少量土地作为“公地”，按“共同共有”原则归集体或社区所有，而宅基地使用则完全归农民拥有。

精细管理最要紧的，是实现城乡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每一级政府都应基于公共利益和人民需要确定规划内容，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确定为一定级别政府的法律文件或地方行政规制。实现精细管理还要制定一系列针对城市物业、人口居所、建筑设计、景观塑造等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