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进入由30%向60%增长的加速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真正的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仅是城镇人口的增多，而是进城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就这一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城镇化与城市运营”课题组组长、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向春玲。

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进入由30%向60%增长的加速期。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通过城市运营取得城市资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城镇化创造巨大市场需求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全球展开城市资源优化、整合运营的世纪。从去年到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0%。城镇化从根本上讲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里面就有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问题，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记者：现在社会上都在讨论城镇化，我看到一些资料，有的学者说，一个农民进城，可以拉动50万元的内需；还有的学者说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主要靠城镇化来拉动内需，是这样吗？

向春玲：从现在来看，全世界已经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大量财富不断在城市创造，使城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全球展开城市资源优化、整合运营的世纪。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诺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21世纪有两件事情将会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到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0%。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城镇化的发展是我国当前拉动内需的强大动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城镇化的发展确实是当前我国拉动内需的强大动力。据统计，我国目前的产业大军中，农民工已经占到了50%以上。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49.68%，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如果按照每年0.8%至1%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我国城镇化率将在“十二五”期间突破50%，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国情将发生历史性变化，即我国将进入城市市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说法将成为历史。

同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人口居住、生活、就学、就业等刚性需求也会大量增加，这种状况不仅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而且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和生活方式变革还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同时，城镇化的发展加剧了对房地产的购买、需求，甚至包括各种城市功能的需求，也给城市运营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

记者：那么，城镇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

向春玲：城镇化从根本上讲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里面就有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问题，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而且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将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业，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性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将起主导作用，成为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后续动力。特别是金融危机迫使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充分就业、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满足城市居

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新期待，都有赖于服务业的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因此，中国将迎来重要拐点全面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发展过快带来新挑战

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使得我国的耕地逐渐减少；进城务工农民由于技能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其就业问题一直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大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另外还存在对被拆迁农民补偿不到位的现象，城市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将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记者：目前城镇化还存在很多争议，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向春玲：确实，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使得我国的耕地逐渐减少，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约束。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占用耕地和生态坏境压力增大；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7年的18.25亿亩，人均耕地由1.59亩减少到1.38亩。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但是，逐渐减少的耕地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其次，城市产业缺乏或产业升级调整导致就业问题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资源集中用于城市建设，或者是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面积，忽视产业发展，造成城市发展中的产业缺乏，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程度提高阶段，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以往降低。另外，进城务工农民由于技能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其就业问题一直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

还有，城市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社会管理滞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进城农民对城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如何为农民提供城市生活必需的公共产品，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城待遇，这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加快、大量农民工进城，导致社会流动的规模增大和速度加快，而一些城市社会管理能力滞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房价飙升、空气质量下降等，越来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另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对农民耕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对被拆迁农民补偿不到位的现象。城市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将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