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世界:生态规划对于城市规划有什么样的意义?怎样做才能将二者最大限度的结合起来,改善城市整体环境和发展方式?
饶戎:从生态规划发展的科学范式分析,以及总结中国近二十多年生态规划发展的历史,我们很清晰地看到,生态规划的导入改变了城市规划的目标,改进了城市规划的责任,改进了城市规划的主体与关系,同时也改进了城市规划的技术路线与技术方法,更是改进了城市规划专业向学科、向学科群方向综合发展的理论。生态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核心指导依据,前提条件和科学基础,改变了以狭义的人为核心的单向服务原则,凸显出敬重自然、和谐自然的广义的人本主义原则,拓展了城市规划从单一服从人类对抗自然、抵御自然的需求,并转向客观解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是可利用、应放弃和需节制与有度自律、自觉、自愿的共在理念下的规划技术体系。
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结合需要科学理论体系的严谨、技术方法的完善、政策与法制化条件的保障、行业技术体系摒弃狭隘的行业门户节律,自觉地包容与变革拓展,以科学认知引导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
改善城市环境其实就是改变工业意识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发展思维和发展态度,跨越人类即将过去的工业社会时代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后工业社会城市发展的理念,发展的根本是和谐、宜居、共生,而不是对抗、占有和破坏。顺应自然、生态适宜和有限度地符合生态承载的发展,其实就是要把自然与人类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看待,只是因为我们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整体,都应该视对方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完全主体,应该意识到对方是另一方存在的前提。
这样就要求城市规划不要以地心说的方式看待人与自然关系,更不能将人类消费需求无限满足、无限放大。生态系统不是城市规划的参考因素,而是主导因素;城市规划的目标主体不仅仅是人,而应该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在关系。决定人居环境的根本是生态系统,生态人居科学是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途径。生态规划导入法定城市规划技术体系是一个生态规划法制化过程,赋予生态规划法定地位和法律保障,这是我们面对未来、面对发展的必然选择。以生态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先导性规划就是确立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科学必要。
都市世界: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伴随的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多数城市一边提倡生态城市建设,一边却发生城市空气污染、填湖造楼等事件。您怎样看待国内这种状况的发生?您对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恢复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饶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异化问题,主要是因为基础理论研究不完善,生态人居科学发展滞后所至,也是因为传统工业社会文明意识制约使然。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所出现的问题,雾都伦敦、污染的莱茵河流域、畸形的纽约都是曾是人类工业时代付出的代价,问题都出在生态系统遭受人类工业生产破坏的作用上。
回顾中国进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我们没有总结西方工业社会的经验教训,一味追随西方的发展足迹,重复着西方失误的过去。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开始系统研究生态人居科学之初,从生态与人居环境标准,到生态规划、生态建筑、生态技术、生态修复的一系列研究,我们积极倡导发展绿色建筑、生态城和人居系统生态修复,积极主张和参与了原建设部绿色建筑的创建,受托起草了大量文件、规定,进行发展前景导向研究,有幸成为中国首次绿色建筑大会的主要技术支撑力量。我们在2005年与新加坡政府发展部官员探讨绿色建筑发展时提出生态城市制造概念,建议新加坡政府号召其企业积极参与中国绿色建筑推广应用,并以全新的生态城模式建构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共在的生态人居体系。此提议开启了新加坡政府以生态城为命题的中国发展战略。此后新加坡发展部组织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国家大型企业高密度的访问清华大学,持续与我方就生态城的功能内涵、体系逻辑、系统构成和技术集成以及标准政策导入进行了全方位咨询和研讨,并确立了政府间合作与政策导向性支持的发展途径。最终在中国政府推荐的五个备选城市地区中,综合协调评定确定了天津滨海开发区内的中新生态城选址,成就了新加坡政府与中国政府生态城合作的中国生态城开篇。
时隔数年,生态城市风起云涌,600多个城市中300个生态城市恰似燎原烈火,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无论是唐山曹妃甸、天津的中新生态城、上海的东滩,以及深圳的、重庆的、成都的,多是以生态为噱头,以开发房地产刺激经济增长,以追求地方GDP数值的提高为实际后果。生态城被异化,被妖魔化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的可持续发展结症。无度的以耗费生态资源填补因GDP增量指标而需填充的沟壑,寅食卯粮,吃子孙饭的后果比比皆是;为了填充经济增长指标沟壑,削山、塞湖、填海、拔树、毁林,就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以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生态城运动”,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充满了危机与风险,走过这些“生态城”看到的海岸湿地的破坏,霸道地将田园山水景观移为竞技场,农耕文化景观被堂皇掠夺,那些在城市规划用地分类中被称之为“其它用地”的生态功能用地无情的被“不占耕地”的口号转换成地产开发的脆弱之地。
生态规划是以客观的技术路线界定城市重要的生态系统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上存在的保障规范,并需要通过行政和立法方式得以保障和约束执行。以目前生态规划发展所形成学科的成熟度和大量可推广应用的示范案例,尤其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已充分意识到安全与健康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系密不可分,说明中央和国家决策机构看到了城市发展需要对城市规划修正、创新与拓展。在“十五”、“十一五”期间,连续设立生态规划、生态修复国家课题,从基础科学、行业创新和技术体系完善的角度,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的方式,长期支持完成的《城市生态规划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从生态规划预评估体系、生态规划编制的标准规范体系、生态规划GIS动态编制与管理数据库系统、生态规划导入城市规划后评估体系以及生态规划与生态修复规划结合上都设立了关键性的务实落地的应用型课题,直面城市规划技术体系与、城市建设管理体系,是城市规划基础科学理论得以创新。
针对城市规划中的行政无意识或主观强制、城市规划编制技术滞后与商业利益投机,针对执业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缺失,针对传统规划标准指标规程内容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城市发展需求,生态规划就是试图进行依法变革并拓展完善。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种责任缺失和技术缺失的常态,规划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积极地呼吁与努力改变这样一种失衡的社会现象。
社会存在的生态系统安全问题和人居系统环境健康问题是明显的,解决的途径却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充满着商业与利益投机的巨大变数。这里有政府行政的问题,有商业投机的问题,更有就是学术操守的失责,这种问题尤其严重。一个奸商损害的只是一群人或一个商品信誉问题,学术的欺骗和出卖则会失去社会道德底线,出卖科学信用,使城市破坏挥之不去,形成难以修复的长期创伤与伤痕,学术失责与技术投机伤害了整个社会的信心。因此,健全城市规划的生态规划技术体系,完善生态规划法制化途径的落实,实现生态规划导入城市规划的技术体系融合与提升,对于中国城市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治本作用,也是从根基上解决生态人居安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这是一种技术建议,也是生态规划、生态修复和绿色建筑研究的责任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