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当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以下简称罗杰斯）设计出巴黎蓬皮杜中心时，便注定了将跻身当代杰出建筑师行列。2007年，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把这个奖项颁给了他，但在建筑业内人士看来，这已是个迟到的奖励。

上月，罗杰斯带着他的成名作出现在首都博物馆，在这个将展至11月18日的“从住宅到城市：罗杰斯建筑艺术”大型展览中，他个人从业40多年来及其事务所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作品均得以展示。

与此同时，展览期间还将有系列活动向公众介绍建筑学、深入了解建筑与公共区域间的关系，甚至有其事务所的建筑模型师手把手指导参与者利用专业可再生材料制作自己设计的模型。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罗杰斯并不认为“中国成为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而且他诚恳地表示，相比于追求形式，追求建筑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建筑并非一定要达到让人惊叹的地标性结果。”

记者：新世纪以来，北京诞生了很多地标性建筑，比如鸟巢、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址……你怎么看这些外国大师在中国的作品？

罗杰斯：我对北京不是特别了解，对这些建筑也并不特别的清楚。不过，我觉得建筑并非一定要达到让人惊叹的地标性结果。现在世界各地都兴起造楼运动，很多楼建起来很快，质量并不是很高，因为太注重形式了。

记者：有说法认为，中国已成为洋建筑师的试验场，而你们也有不少在中国的项目，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罗杰斯：不能说中国成为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全球化的社会，我也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是赞同全球化的。世界很多城市的建筑都是由非本地设计师设计的，我觉得中国设计师在这方面也有能力，因为今年的普利兹克奖获奖者就是中国建筑师（指王澍）。在现代化建筑方面，中国建筑师并不落后于外国建筑师。

应该说，从古自今，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都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伦敦也是在这20年里国际化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为之做出贡献的是来自全球的人。

记者：除了建筑师身份外，你还是位城市规划师。你觉得中国大城市在发展中最缺的是什么？

罗杰斯：中国大城市最缺的是设计得好、管理得好的公共空间，适合大型人群规模的公共空间，人性化的公共空间。

记者：那你能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几点意见吗？

罗杰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不过现在最直接的感受是：北京汽车太多，由此造成的危险和污染都很大。

解读代表作

巴黎蓬皮杜中心没有宏大的门厅，管道设备、升降机和建筑结构都是外露的。这个方案出来后的六年里几乎没获过一次正面报道，但竣工后，赞誉却越来越多。

罗杰斯：设计之初，我们希望公众对其的体验能从外面就开始，每栋楼都能沟通，里面在做什么能像一本书一样很容易看懂。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外表冷漠的纪念碑，而是人们活动的空间。

一座建筑物的应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像文化中心内，以前是图书，但现在用电子媒介来替代，为了能适应这些变化，最好是把空间设计得越大、越空越好。我们把电路布线、空调管道这些原本埋藏在地下的搬到了外边，这座楼就灵活了不少。

另外，楼的寿命比较长，而电梯这些设施寿命比较短，把管道设备、升降机等搬到外面，就是为了将这两种东西区分开来。

当时35岁以上的人都会讨厌这个建筑，但当蓬皮杜中心竣工，大门打开了，年轻人在外面排成长龙时，大家又都喜欢这个建筑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在绘画、雕塑、服装、技术、汽车设计等方面，当时各方面都是现代化的趋势，由此年轻人更容易喜欢上这个设计。时间长了，就更好接受。

我比较喜欢的一句口语是：各种活动重叠就能产生更多的兴趣。蓬皮杜中心内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大家都能参与，穷人、富人都能参与。这会给市民带来新的体验。

城市规划原则

绝不做摊大饼城

1998年，罗杰斯被任命为英国政府“城市工作专题组”的负责人，负责就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原理向英国规划部门提出战略性意见。他花了一年时间调研，半年时间撰写。罗杰斯向我们介绍了他研究得出的主导城市规划的几大原则，他说，以下原则放诸世界各大城市都适用：

布局要紧凑，绝不能像摊大饼那样不断向外延伸、无序蔓延，以洛杉矶为代表的摊大饼城市，能耗远远超过布局比较紧凑的城市。

城市扩张前，应重新利用一些闲置地皮。

在发展中，要围绕公共交通枢纽站来进行。

用松散的方式，把生活、工作、休闲不同功能结合在一起，做成多功能城市，而且不分贫富。今天的城市太倾向于孤立地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公共空间的设计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