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不能太短视

Q：您作了多少个中国城市的规划顾问？“恋爱”都谈成功了吗？

A：我已经参与了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可以说是与这30多个城市谈了一场又一场的“恋爱”，但是最终“失恋”居多，很多原先做好的规划只有部分付诸实践，有些城市甚至全盘放弃了我所作出的规划，这是让我非常伤心和担忧的事情。

Q：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而做一些形象工程吗？

A：争取政绩有很多方法。其实新加坡政府刚开始建国时，需要取得人民的支持，也一样在追求政绩，不过追求政绩和合理的开发是没有矛盾的。新加坡有今天，新加坡政府的政绩就是一方面要建设，一方面要建设得非常合理。如果建设之后后果是不合理的，短期可能能过关，但是长期是过不了关的。

Q：作为很多中国城市的规划顾问，您对于中国未来城市规划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A：中国城市规划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赶。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总体规划期限是到2020年，现在已经是2013年了，所以年限太短。我当新加坡规划局长的时候，我的规划年限是一百年。很多中国领导抱怨规划跟不上开发，就是因为规划年限太短，当然规划跟不上开发。如果把中国的规划年限延长到50年、60年，甚至70年，在远期规划的基础上做中期规划，做完中期规划再做近期规划，近期的可以再跟中期的衔接上，中期的可以跟远期的接上，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市政设计尤其需要有前瞻性。

中国政府领导当然是越来越理解规划的重要性，因为城市规划不理想的后遗症太多，比如雾霾、塞车、洪水等，另外生活非常不方便，上班要走老远，这些都是在不理解什么叫做合理的宜居的城市规划的情况下赶出来的。所以首先一定要做远期的规划，而且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城市，要按照那个规划来做。第二要抓清楚什么叫合理的规划，第三给规划师适当的时间把规划做好，第四在这期间尽管做政府该做的事。

拆迁要做到非常合理

Q：有人担心中国越城镇化越会加剧拆迁矛盾，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加坡在征收土地问题上有哪些经验？

A：有一点，新加坡的法制做得非常好，比如征收土地。一方面我们宪法上已经说清楚了，政府如果按合法的手续征收土地，业主是没有权利反抗的，可是他有权利控告政府说补偿额不合理。可是政府每次做补偿时，基本是按最公平的市价给他们的。所以虽然土地征收了很多，真正上法庭的数不到5、6桩。

拆迁要做到非常合理，新加坡的拆迁不是说一家一家地拆，是整个社区的拆，搬到同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老亲戚、老朋友、老同学都搬到一起去了。所以，要做到合理化、人性化，从经济角度来说做到公平化，这些我们都做到了。

中国很大，中国的行政比新加坡难度高得多，要克服的状况比我们要难得很多，但是如果我讲的这些原则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适当的方向抓清楚了，就花点时间把事情推进。

不应迷信“环线设计”

Q：中国城市过于根据环线设计，而不是像新加坡这样采用卫星城的设计理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A：环线好像是一种迷信，无论是圆形的城市，还是方形的城市，或者是带状的城市，都是环线。其实即使是圆形的城市，环线再加辐射线的道路，到了中心区就会产生很多交通堵塞的问题。以前在华盛顿，他们的城市也是环线再加辐射线，那时候已经知道这种方式会带来中心区的交通问题，后来其他城市就改成了网状的。而中国到处是环线，这个是规划上的迷信，而没有从客观的、科学的理念去分析这个城市需要怎样的网格。这也是一个毛病。

中国的城市缺乏把快速慢速车分割的规划，大部分的城市高度缺乏快速路网。在新加坡为什么交通比较通畅，就是因为我们的快速路网做得比较齐全。走樟宜机场到裕廊，走快速路很快就到，不会干扰到地方的道路。中国很少城市有把快速路网做好的。